[列市港婦殺夫] 為殺夫女人辯護的30年:幫助她們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當時我單純從法律角度出發，覺得這個女性的權利受到了侵害，我作為她的辯護人，必須建立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證據為基礎之上而提出的辯護。該案件最終沒有輕判，但為作為被告人的婦女爭得了生的希望。
徐維華在加拿大交流反家暴合作項目。
後來到了全國婦聯，我壹直秉持著這個樸素的觀念，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就是我的工作。
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制定的過程中，我們去基層調研，才發現在“男女平等”口號之下，存在著諸多不平等的事實，比如拐賣婦女、賣淫嫖娼在當時很猖狂，比如很多人有錢之後開始搞婚外情、婚內虐待、打罵老婆。由於那個年代倡導的生育政策是壹對夫妻只生壹個孩子，有的人為達到離婚再娶再生男孩的目的等種種情況，出現了不少換老婆的現象。社會治安方面也出現壹些嚴重的問題，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強奸婦女等事件。
我認為當時出現的那些問題，都不能離開當時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現實情況。它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關系。比如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要提高女性參政的比例。這是為了提升女性的權利意識，旨在推動全社會對女性相關事務的重視關注，也促進女性的參與程度。
我們的理想當然是不斷提高女性參政議政的比例，但這個比例現實中提高的速度比較緩慢，和我們期盼的還有差距。
從體制內出來後，我對女性權益問題有了更具體的感受。2010年前後，千千所接到了大量有關男女同齡退休問題的案件，同樣處於管理崗位或者專業技術崗，依照法律規定，具有副處以上、副研究員以上職級、職稱的人，可以享受60周歲退休的待遇。
但現實中女性被以各種理由在55歲退休的情況時有發生。毫無疑問，這就是男女不平等現象的突出表現。
這類案件我們當時接觸了很多，但維權的路走起來非常困難。她們去提起行政訴訟，大部分屢訴屢敗。我們還代理過壹批浙江省退休女性的訴訟案件，最後也敗訴了。
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以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中心的名義，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寄了材料，得到了他的重視。浙江省迅速專門派了人來北大匯報，給出了解決辦法。
這是壹個解決女性退休問題做得很好的特例，其他地方我們作了很多努力，也很難解決。
近些年，我們接到不少有關農村出嫁女土地權益的案子，這是農村已婚女性或者離婚女性面臨的困境——村集體分給每戶成員的宅基地，通常會分給家裡的每個孩子，但村規民約認為，嫁出去的女性就是本村的外人，默認她們沒有土地。而當出嫁女離婚、喪偶後，這個困境更加突出，她們早已失去了老家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這是以村民自治為名，不受制約地侵害婦女權益的現象，也是國內目前基層治理中壹種難以對抗的現象。現在想起來湖北壹個村子的案例，我都覺得荒唐。
那個村裡，很多出嫁女的土地被剝奪。她們層層往上反映問題，都難以解決。我們幫她們立了案，同時也找不少基層領導以及相關部門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著這件事能在行政范圍內解決是我們的願望。我記得光是村委會主任，我們就找了好幾趟。
那個村主任原本是個殺豬專業戶，後來成為村委會主任。他在與我們的對話過程中說，他去找了省裡相關部門領導，專家、學者，請教他們，都認為不能給出嫁女分配土地補償費、集體經濟分配款等款項，宅基地申請更得不到批准。我們與他反復說理、溝通。對方甚至說，你們向上反映、去投訴，我們可以組織村民公投，反正村裡的男性成員跟出嫁女比起來，還是多數，（給她們征地補償款、集體經濟分配款等款項）是通不過的。
最終我們協商、協調未成。這類案子訴訟也大多都敗訴，真的很荒唐。我始終覺得，雖然失去土地補償款的出嫁女在農村屬於少數，但她們的權益應該受到重視和保護，她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
徐維華仍然奔波於壹線。
距離1995年世婦會過去30年了，國內婦女權益問題發展其實有不少進步的地方。比如大家不再擔心“家丑不可外揚”，越來越多人清晰認識到家丑並不是你的原罪，應該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正因如此，我們接觸到的以暴制暴的殺夫案也確實變少了。
隨著法制教育的普及，大家都在學著對這種行為說“不”，這是女性權益意識的覺醒，也是社會的進步。
當然，性別問題也在以新的形式出現，比如近幾年在輿論場比較突出的職場、高校性騷擾/性侵、看不見的精神暴力、精神控制等問題，我們也接到了許多求助。這些基於權力關系的侵害和暴力更隱形，更不易察覺，而且壹旦造成傷害，很難取證。這需要我們進壹步研究和推動，我們的政府部門、婦聯和教育機構也應該更好地教會女性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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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維華在加拿大交流反家暴合作項目。
後來到了全國婦聯，我壹直秉持著這個樸素的觀念，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就是我的工作。
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制定的過程中，我們去基層調研，才發現在“男女平等”口號之下，存在著諸多不平等的事實，比如拐賣婦女、賣淫嫖娼在當時很猖狂，比如很多人有錢之後開始搞婚外情、婚內虐待、打罵老婆。由於那個年代倡導的生育政策是壹對夫妻只生壹個孩子，有的人為達到離婚再娶再生男孩的目的等種種情況，出現了不少換老婆的現象。社會治安方面也出現壹些嚴重的問題，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強奸婦女等事件。
我認為當時出現的那些問題，都不能離開當時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現實情況。它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關系。比如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要提高女性參政的比例。這是為了提升女性的權利意識，旨在推動全社會對女性相關事務的重視關注，也促進女性的參與程度。
我們的理想當然是不斷提高女性參政議政的比例，但這個比例現實中提高的速度比較緩慢，和我們期盼的還有差距。
從體制內出來後，我對女性權益問題有了更具體的感受。2010年前後，千千所接到了大量有關男女同齡退休問題的案件，同樣處於管理崗位或者專業技術崗，依照法律規定，具有副處以上、副研究員以上職級、職稱的人，可以享受60周歲退休的待遇。
但現實中女性被以各種理由在55歲退休的情況時有發生。毫無疑問，這就是男女不平等現象的突出表現。
這類案件我們當時接觸了很多，但維權的路走起來非常困難。她們去提起行政訴訟，大部分屢訴屢敗。我們還代理過壹批浙江省退休女性的訴訟案件，最後也敗訴了。
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以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中心的名義，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寄了材料，得到了他的重視。浙江省迅速專門派了人來北大匯報，給出了解決辦法。
這是壹個解決女性退休問題做得很好的特例，其他地方我們作了很多努力，也很難解決。
近些年，我們接到不少有關農村出嫁女土地權益的案子，這是農村已婚女性或者離婚女性面臨的困境——村集體分給每戶成員的宅基地，通常會分給家裡的每個孩子，但村規民約認為，嫁出去的女性就是本村的外人，默認她們沒有土地。而當出嫁女離婚、喪偶後，這個困境更加突出，她們早已失去了老家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這是以村民自治為名，不受制約地侵害婦女權益的現象，也是國內目前基層治理中壹種難以對抗的現象。現在想起來湖北壹個村子的案例，我都覺得荒唐。
那個村裡，很多出嫁女的土地被剝奪。她們層層往上反映問題，都難以解決。我們幫她們立了案，同時也找不少基層領導以及相關部門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著這件事能在行政范圍內解決是我們的願望。我記得光是村委會主任，我們就找了好幾趟。
那個村主任原本是個殺豬專業戶，後來成為村委會主任。他在與我們的對話過程中說，他去找了省裡相關部門領導，專家、學者，請教他們，都認為不能給出嫁女分配土地補償費、集體經濟分配款等款項，宅基地申請更得不到批准。我們與他反復說理、溝通。對方甚至說，你們向上反映、去投訴，我們可以組織村民公投，反正村裡的男性成員跟出嫁女比起來，還是多數，（給她們征地補償款、集體經濟分配款等款項）是通不過的。
最終我們協商、協調未成。這類案子訴訟也大多都敗訴，真的很荒唐。我始終覺得，雖然失去土地補償款的出嫁女在農村屬於少數，但她們的權益應該受到重視和保護，她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
徐維華仍然奔波於壹線。
距離1995年世婦會過去30年了，國內婦女權益問題發展其實有不少進步的地方。比如大家不再擔心“家丑不可外揚”，越來越多人清晰認識到家丑並不是你的原罪，應該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正因如此，我們接觸到的以暴制暴的殺夫案也確實變少了。
隨著法制教育的普及，大家都在學著對這種行為說“不”，這是女性權益意識的覺醒，也是社會的進步。
當然，性別問題也在以新的形式出現，比如近幾年在輿論場比較突出的職場、高校性騷擾/性侵、看不見的精神暴力、精神控制等問題，我們也接到了許多求助。這些基於權力關系的侵害和暴力更隱形，更不易察覺，而且壹旦造成傷害，很難取證。這需要我們進壹步研究和推動，我們的政府部門、婦聯和教育機構也應該更好地教會女性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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