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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中产 开始逃离东南亚?(图
这些中国中产 开始逃离东南亚?(图这些中国中产 开始逃离东南亚?(图
儿子所在的学校提倡无纸化教学，课件和书本试卷都在iPad上，刘燕也对儿子的定力感到焦虑。 “父母不可能随时盯着他，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玩游戏还是写作业。” 现在她既收不到学校的通知，也看不懂英文，成绩都是学校通过邮件发给她。虽然走到儿子身边，他表现出的一定是学习的状态，刘燕还是干着急，“我该怎么监督他？”
到了10年级，刘燕的儿子又面临着选科的问题。从低年级开始读国际学校的孩子，一般会在初一初二就选修不同的课程，确认自己未来的兴趣，在分科后主修为升学做准备。刘燕不知道当地的孩子是怎样选择的，但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懵懂的，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她和儿子商量过，知道他对电力和工程专业不感兴趣，在亲戚的启发下，刘燕早就想好让孩子学护理学，用专业打破学校的壁垒，也方便今后找工作。她和儿子说了自己的想法，儿子并不排斥。
刘燕逐渐开始担心，未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自己的儿子恐怕还没有在国内读国际高中的学生优势大。
入学之前，中介向刘燕宣传，如果能来马来西亚读高中，考当地的大学会更容易，不需要走国际生的通道。刘燕来了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从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申请当地最好的马来亚大学，依然要竞争国际生的名额，唯一的优势是不需要另考雅思成绩。刘燕听说，国内的国际学校更注重标化成绩，会把分数刷得很高。
如今一年过去，刘燕认为儿子还没有通过“语言关”，同期的5个孩子没有人能完全听懂学校的课。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国外进度快，数学还可以在前两年“吃老本”，但现在，眼看着“老本”也快吃完了。“几乎所有中国家长都在额外给孩子补课。” 和刘燕一起来到吉隆坡的还有一位杭州妈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年级，另一个刚上初中，出国前卖了在杭州的房子和车。发现孩子的学习不如预期后，这对夫妻果断决定把孩子送回国上学。
但刘燕已经没了这种“回头路”，她的儿子放弃了中考，回国也不能进入更好的国际高中，“那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下去。”
“躺不平”的家长
在马来西亚的两年，小洁亲眼看到像她这样想要出国试试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是疫情后来到马来西亚比较早的一批家长。到了2024年开学，小洁明显感觉到中国家长变得更多了。
在相邻的泰国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陈靓2018年随着先生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泰国，在芭提雅生活了7年。芭提雅是泰国的经济特区，聚集着大量世界五百强企业，她告诉本刊，当时像她这样主动出走的家庭并不多，更多是家长在泰国工作，子女随着父母在国际学校读书。她大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在当时班里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持有美国护照的华裔小孩。
但从2023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学校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她看到自己小儿子的学校手册，从照片和名字判断，一个班20多个学生里，有将近一半都是中国孩子的面孔，“这以前是清迈才可能出现的情况。”陈靓说。
“性价比”和“语言环境”是家长们出走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性价比”的考量背后是复杂的教育选择。
徐末曾多年从事移民行业，2022年陪读后改为做马来西亚相关业务，他告诉本刊，他认为国际学校一般由四个维度来衡量，第一是教师的国际化程度，第二是学生的国际化程度，第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开设有多少兴趣课程，第四是学术成绩和毕业走向，这也可能是很多中国家长最看重的一面。
这四个维度会直观地从学费上折算出来。徐末说，各方面都很好的第一梯队国际学校，中学每年的学费也在20万人民币左右。而第二、三、四梯队学校的学费依次递减至15万、10万、甚至5万左右。
徐末告诉本刊，第一第二梯队的国际学校，一般对中国国籍的学生有比例限制，例如，马来西亚顶尖的吉隆坡国际学校会在招生政策中写明，任何单一国籍学生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5%。在疫情后，第一梯队学校的中国学生学位率先满招，随后第二梯队学校也逐渐进入满招的状态，大部分中国家长能够选择的，则是更普通，学费也较低的学校。
许多家长在选择东南亚国际教育时并没有了解到确切真实的信息。陪读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中介市场的混乱推动的。徐末告诉本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陪读父母，会运营自媒体，给学校介绍生源。因为个人中介缺少整体调研，能介绍的学校常常只有自己最熟悉的几个。一些招生困难的学校甚至会给家长代理的名额，介绍一名学生入学会得到首年学费10%到20%的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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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到了10年级，刘燕的儿子又面临着选科的问题。从低年级开始读国际学校的孩子，一般会在初一初二就选修不同的课程，确认自己未来的兴趣，在分科后主修为升学做准备。刘燕不知道当地的孩子是怎样选择的，但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懵懂的，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她和儿子商量过，知道他对电力和工程专业不感兴趣，在亲戚的启发下，刘燕早就想好让孩子学护理学，用专业打破学校的壁垒，也方便今后找工作。她和儿子说了自己的想法，儿子并不排斥。
刘燕逐渐开始担心，未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自己的儿子恐怕还没有在国内读国际高中的学生优势大。
入学之前，中介向刘燕宣传，如果能来马来西亚读高中，考当地的大学会更容易，不需要走国际生的通道。刘燕来了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从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申请当地最好的马来亚大学，依然要竞争国际生的名额，唯一的优势是不需要另考雅思成绩。刘燕听说，国内的国际学校更注重标化成绩，会把分数刷得很高。
如今一年过去，刘燕认为儿子还没有通过“语言关”，同期的5个孩子没有人能完全听懂学校的课。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国外进度快，数学还可以在前两年“吃老本”，但现在，眼看着“老本”也快吃完了。“几乎所有中国家长都在额外给孩子补课。” 和刘燕一起来到吉隆坡的还有一位杭州妈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年级，另一个刚上初中，出国前卖了在杭州的房子和车。发现孩子的学习不如预期后，这对夫妻果断决定把孩子送回国上学。
但刘燕已经没了这种“回头路”，她的儿子放弃了中考，回国也不能进入更好的国际高中，“那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下去。”
“躺不平”的家长
在马来西亚的两年，小洁亲眼看到像她这样想要出国试试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是疫情后来到马来西亚比较早的一批家长。到了2024年开学，小洁明显感觉到中国家长变得更多了。
在相邻的泰国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陈靓2018年随着先生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泰国，在芭提雅生活了7年。芭提雅是泰国的经济特区，聚集着大量世界五百强企业，她告诉本刊，当时像她这样主动出走的家庭并不多，更多是家长在泰国工作，子女随着父母在国际学校读书。她大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在当时班里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持有美国护照的华裔小孩。
但从2023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学校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她看到自己小儿子的学校手册，从照片和名字判断，一个班20多个学生里，有将近一半都是中国孩子的面孔，“这以前是清迈才可能出现的情况。”陈靓说。
“性价比”和“语言环境”是家长们出走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性价比”的考量背后是复杂的教育选择。
徐末曾多年从事移民行业，2022年陪读后改为做马来西亚相关业务，他告诉本刊，他认为国际学校一般由四个维度来衡量，第一是教师的国际化程度，第二是学生的国际化程度，第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开设有多少兴趣课程，第四是学术成绩和毕业走向，这也可能是很多中国家长最看重的一面。
这四个维度会直观地从学费上折算出来。徐末说，各方面都很好的第一梯队国际学校，中学每年的学费也在20万人民币左右。而第二、三、四梯队学校的学费依次递减至15万、10万、甚至5万左右。
徐末告诉本刊，第一第二梯队的国际学校，一般对中国国籍的学生有比例限制，例如，马来西亚顶尖的吉隆坡国际学校会在招生政策中写明，任何单一国籍学生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5%。在疫情后，第一梯队学校的中国学生学位率先满招，随后第二梯队学校也逐渐进入满招的状态，大部分中国家长能够选择的，则是更普通，学费也较低的学校。
许多家长在选择东南亚国际教育时并没有了解到确切真实的信息。陪读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中介市场的混乱推动的。徐末告诉本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陪读父母，会运营自媒体，给学校介绍生源。因为个人中介缺少整体调研，能介绍的学校常常只有自己最熟悉的几个。一些招生困难的学校甚至会给家长代理的名额，介绍一名学生入学会得到首年学费10%到20%的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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