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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没有找到工作 我流落到日本
在美国没有找到工作 我流落到日本在美国没有找到工作 我流落到日本
01
上个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做讲座时，一位老师问我：“邢教授， 你在美国毕业后，为何没有留在美国工作呢？”
我笑着说：“看来我真应该为此事写一篇文章了。”这位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是我回国时经常要被问到的问题之一。今年六月份在山东考察苹果供应链时，一位曾经在歌尔股份工作的高管在饭桌上，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1995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遗憾的是，毕业后没有在美国找到工作，无奈之下辗转到日本，被日本的国际大学收留。这就是我毕业后没有留在美国的真实原因。
有意思的是，许多提问者都不太相信我的回答，他们经常会感叹地说：“邢教授，你怎么可能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呢？”
其实，除了能力之外，运气是一个人找工作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回想当年在美国找工作失败的经历，我觉得自己那时的运气比较差。
当时为了找工作，我寄出了50多份简历和申请材料，日本国际大学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美国以外的大学。为了准备面试，我置办了全套装备：皮鞋、领带、衬衣、西装和风衣，还买了当时流行的黑色公文包。自费飞到华盛顿，参加完一系列招聘单位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举办的面试后，我收到了3所学校和世界银行的再次面试通知。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历程都以没有被聘用而结束。
博士是学位中对一个人拥有的知识进行排序的最高级别。当时我坚信可以找到工作，就花费了400美元定制了一套博士服和博士帽， 这对于一个月只有1100美元助教收入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毕业典礼时，我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袍，跟着商学院院长举旗的队列，缓缓步入毕业典礼的大会堂。坐在大礼堂四周同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向步入会场的我们这些博士毕业生行注目礼，此时是我5年博士寒窗苦读的高光时刻。
我走上典礼台，等候院长把博士帽的流苏从右侧拨到左侧的时候，知识殿堂巅峰的荣耀与神圣沿着我的血管流遍全身。
我毕业的时候，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经济系在美国的大学经济系中的排名是位居前20的，理论上讲，这里毕业的博士在美国找一份工作的概率应该是挺大的。
我的论文导师Charles D. Kolstad也不差，他是美国著名的能源和环境经济学家。根据谷歌的统计，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论文“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目前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平均也就260左右。 这说明我的博士论文做得也不错。
但没想到的是，学校的排名，导师的名气和我的论文加在一起，都没有说服一所美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雇用我，只能说明当时我的运气太糟糕。
02
大约在我毕业的前一年，Kolstad教授想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跳槽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毕业的时候，他正式全职加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并利用从美国的能源部拿到的1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搞了一个环境与经济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Kolstad教授治学严谨，他觉得我不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就没有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给我提供一个博士后的职位，帮我渡过短期的难关。这属于我找工作时没有贵人相助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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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做讲座时，一位老师问我：“邢教授， 你在美国毕业后，为何没有留在美国工作呢？”
我笑着说：“看来我真应该为此事写一篇文章了。”这位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是我回国时经常要被问到的问题之一。今年六月份在山东考察苹果供应链时，一位曾经在歌尔股份工作的高管在饭桌上，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1995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遗憾的是，毕业后没有在美国找到工作，无奈之下辗转到日本，被日本的国际大学收留。这就是我毕业后没有留在美国的真实原因。
有意思的是，许多提问者都不太相信我的回答，他们经常会感叹地说：“邢教授，你怎么可能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呢？”
其实，除了能力之外，运气是一个人找工作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回想当年在美国找工作失败的经历，我觉得自己那时的运气比较差。
当时为了找工作，我寄出了50多份简历和申请材料，日本国际大学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美国以外的大学。为了准备面试，我置办了全套装备：皮鞋、领带、衬衣、西装和风衣，还买了当时流行的黑色公文包。自费飞到华盛顿，参加完一系列招聘单位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举办的面试后，我收到了3所学校和世界银行的再次面试通知。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历程都以没有被聘用而结束。
博士是学位中对一个人拥有的知识进行排序的最高级别。当时我坚信可以找到工作，就花费了400美元定制了一套博士服和博士帽， 这对于一个月只有1100美元助教收入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毕业典礼时，我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袍，跟着商学院院长举旗的队列，缓缓步入毕业典礼的大会堂。坐在大礼堂四周同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向步入会场的我们这些博士毕业生行注目礼，此时是我5年博士寒窗苦读的高光时刻。
我走上典礼台，等候院长把博士帽的流苏从右侧拨到左侧的时候，知识殿堂巅峰的荣耀与神圣沿着我的血管流遍全身。
我毕业的时候，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经济系在美国的大学经济系中的排名是位居前20的，理论上讲，这里毕业的博士在美国找一份工作的概率应该是挺大的。
我的论文导师Charles D. Kolstad也不差，他是美国著名的能源和环境经济学家。根据谷歌的统计，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论文“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目前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平均也就260左右。 这说明我的博士论文做得也不错。
但没想到的是，学校的排名，导师的名气和我的论文加在一起，都没有说服一所美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雇用我，只能说明当时我的运气太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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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毕业的前一年，Kolstad教授想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跳槽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毕业的时候，他正式全职加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并利用从美国的能源部拿到的1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搞了一个环境与经济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Kolstad教授治学严谨，他觉得我不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就没有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给我提供一个博士后的职位，帮我渡过短期的难关。这属于我找工作时没有贵人相助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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