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贷款] 嘿 中国的大学老师开始"贷款上班"
二本院校卯足了劲凑横向，为的是保本（科）申硕（士），而一本院校凑钱的目标则是：向“双一流”看齐。
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 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 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 他努力完成了指标。 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 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 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目标，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万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 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 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 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 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 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四、教学是最不重要的事吗？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 她是文科讲师。 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 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押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 “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 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 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 那两年，大陆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 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 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 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 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 她不擅长。 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 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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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 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 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 他努力完成了指标。 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 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 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目标，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万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 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 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 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 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 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四、教学是最不重要的事吗？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 她是文科讲师。 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 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押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 “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 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 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 那两年，大陆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 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 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 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 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 她不擅长。 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 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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