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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
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
这种情况，既有经济犯罪案件相对复杂的客观原因，也与执法部门担心被质疑“插手经济纠纷”有关，由此，一些民企的腐败线索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法律制度的修订正在弥补这一短板。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在7项条文修改中，有3项修改涉及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罪。这3个罪名原本只适用于国企，如今覆盖到民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曾参与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询会议，他指出，此前我国民企反腐主要还是企业自发性的，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成为国家推进反腐的一个短板。修正案的出台表明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的反腐败协同推进，“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已一年有余，修订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落地如何？
最高检在今年2月的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1万余人，同比上升25％。3月，最高检进一步披露，2024年，共有3298名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因腐败犯罪被起诉。
吴昕栋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时间还不算长，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判决，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但从已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对民企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提升，新规正在被快速应用，民企反腐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今年9月，上海产生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消息，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吴昕栋预期，随着民企反腐意识增强，举报线索将会更多，司法机关的打击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不过，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一些难点。吴昕栋说，修订条款涉及的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仍然不够清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同类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定，需要结合个案细化判断。其次，民企腐败案件往往伴随股东派生诉讼、合同无效等民事纠纷，刑事与民事在证明标准和追赃程序上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刑事追缴不足、民事执行落空”， 影响企业损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细化标准，对不同身份主体（如创始人股东、职业经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
“未来需要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典型案例来固化标准，进一步推动罪名适用。”吴昕栋说。
他强调，民企内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自身构建廉洁合规体系。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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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不过，法律制度的修订正在弥补这一短板。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在7项条文修改中，有3项修改涉及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罪。这3个罪名原本只适用于国企，如今覆盖到民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曾参与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询会议，他指出，此前我国民企反腐主要还是企业自发性的，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成为国家推进反腐的一个短板。修正案的出台表明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的反腐败协同推进，“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已一年有余，修订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落地如何？
最高检在今年2月的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1万余人，同比上升25％。3月，最高检进一步披露，2024年，共有3298名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因腐败犯罪被起诉。
吴昕栋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时间还不算长，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判决，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但从已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对民企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提升，新规正在被快速应用，民企反腐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今年9月，上海产生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消息，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吴昕栋预期，随着民企反腐意识增强，举报线索将会更多，司法机关的打击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不过，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一些难点。吴昕栋说，修订条款涉及的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仍然不够清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同类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定，需要结合个案细化判断。其次，民企腐败案件往往伴随股东派生诉讼、合同无效等民事纠纷，刑事与民事在证明标准和追赃程序上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刑事追缴不足、民事执行落空”， 影响企业损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细化标准，对不同身份主体（如创始人股东、职业经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
“未来需要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典型案例来固化标准，进一步推动罪名适用。”吴昕栋说。
他强调，民企内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自身构建廉洁合规体系。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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