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1年受賄9000多萬,互聯網大廠如何反腐?
互聯網行業分析師張書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在多年前,就有電商平台曾被曝稱,壹些入駐商家會在周末邀請平台員工出游,以此換取流量傾斜或准入特權。他稱,在互聯網公司,執行工作往往靠個人,而相關執行標准並不總是那麼明確細致,在可松可緊的空間下,就為尋租留下了余地。
反腐仍存在難點
為打擊內部腐敗,不少互聯網大廠建立了內部紀檢監察部門。阿裡巴巴設立廉政合規部,百度成立職業道德建設部,京東成立監察部,騰訊則開設反舞弊調查部,專門負責調查和處理內部貪腐問題。
壹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每個季度會發布員工違規處理情況通報,還會讓員工觀看反腐教育片,做檢測題。京東則是從2016年起設立反腐獎勵基金,每年拿出1000萬元獎勵舉報人,對舉報的個人或合作伙伴給予5000元為起點的獎勵,涉刑事案件的舉報獎勵金額則從5萬元起步。
在此基礎上,互聯網大廠之間又走向抱團反腐。2017年,京東、騰訊、百度、聯想、小米等13家企業與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共同發起“陽光誠信聯盟”,通過共享黑名單制度,讓有“前科”的員工在聯盟內企業應聘時“現形”, 增加有腐敗行為員工的再就業成本,同時也震懾其他員工。
字節跳動在此次通報中就明確提到,對於涉嫌構成刑事犯罪的人員,移送司法,並同步至誠信聯盟和反舞弊聯盟。
不過,多位受訪者指出,雖然反腐體系在不斷建設,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民企在處理內部貪腐問題時仍然面臨難題。
如何發現腐敗行為是壹大問題。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景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傳統線下受賄不同,大廠腐敗通常在網絡空間發生,手段隱蔽、交易虛擬,往往貫穿合同簽訂、數據操作等多個環節,不易察覺。比如上文提到的貼吧業務部經理石某受賄案,持續近7年,才因為匿名舉報浮出水面;電商平台掌握旗艦店入駐審批權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舉報信後,才發現他的腐敗行為。
趙軍表示,就算公司發現了貪腐行為,如何查實也是壹個問題。因為,互聯網大廠大多是民企,不具備國家機關所具有的偵查權,也缺少專業調查技術手段,內部調查時,在涉及員工個人隱私時難以把握尺度,調查取證難度高。
其中壹個方法是利用大數據自查。張書樂稱,互聯網平台的優勢在於數據量大,數據可追溯,比如某些賬號頻繁被推流,某壹話題持續被刪帖,數據往往會顯示出異常。如果企業能加強這方面的敏感度,結合人工審核,或許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減少“平台軟權力”尋租。
2017年,字節跳動建立專用數據庫,用壹年時間導入業務數據,便於監察、審計部門檢索,並由系統自動識別風險、推送給業務負責人。
不過,互聯網公司不乏技術人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被壹些人用於轉移贓款。在查處過程中,追溯此類虛擬資產也是壹個難題。魏景峰說,虛擬貨幣缺乏法定貨幣地位,交易規則復雜,特別是涉及跨國、跨平台的洗錢鏈條,企業在追贓維權時,賠償往往與維權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視頻平台前員工馮某的貪腐案例中,馮某為了套現並轉移,安排下屬快速注冊多家空殼公司,接收短視頻平台支付的“獎勵金”,又指使外部商戶利用8個境外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將騙取的巨額資金兌換成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再通過“混幣”手法洗錢,“洗白”後的贓款再次被兌換成人民幣(专题),轉回馮某等人控制賬戶。
據報道,案發後,海澱區人民檢察院追回90枚比特幣,讓這家短視頻平台挽回了部分損失。
不過,即便有的企業發現內部貪腐問題,出於擔心產生對外合作、融資經營環境等負面影響的顧慮,也有可能會選擇內部處理,因為企業始終是將平台效益放在第壹位的,媒體對案件的報道、文書的公開,都可能會對公司的聲譽以及公眾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影響企業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業腐敗案件中,還有壹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立案難”。
趙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期以來,我國開展反腐敗工作時,目標主要聚焦在與公權力相關的主體(如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上,對民企反腐的重視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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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仍存在難點
為打擊內部腐敗,不少互聯網大廠建立了內部紀檢監察部門。阿裡巴巴設立廉政合規部,百度成立職業道德建設部,京東成立監察部,騰訊則開設反舞弊調查部,專門負責調查和處理內部貪腐問題。
壹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每個季度會發布員工違規處理情況通報,還會讓員工觀看反腐教育片,做檢測題。京東則是從2016年起設立反腐獎勵基金,每年拿出1000萬元獎勵舉報人,對舉報的個人或合作伙伴給予5000元為起點的獎勵,涉刑事案件的舉報獎勵金額則從5萬元起步。
在此基礎上,互聯網大廠之間又走向抱團反腐。2017年,京東、騰訊、百度、聯想、小米等13家企業與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共同發起“陽光誠信聯盟”,通過共享黑名單制度,讓有“前科”的員工在聯盟內企業應聘時“現形”, 增加有腐敗行為員工的再就業成本,同時也震懾其他員工。
字節跳動在此次通報中就明確提到,對於涉嫌構成刑事犯罪的人員,移送司法,並同步至誠信聯盟和反舞弊聯盟。
不過,多位受訪者指出,雖然反腐體系在不斷建設,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民企在處理內部貪腐問題時仍然面臨難題。
如何發現腐敗行為是壹大問題。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景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傳統線下受賄不同,大廠腐敗通常在網絡空間發生,手段隱蔽、交易虛擬,往往貫穿合同簽訂、數據操作等多個環節,不易察覺。比如上文提到的貼吧業務部經理石某受賄案,持續近7年,才因為匿名舉報浮出水面;電商平台掌握旗艦店入駐審批權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舉報信後,才發現他的腐敗行為。
趙軍表示,就算公司發現了貪腐行為,如何查實也是壹個問題。因為,互聯網大廠大多是民企,不具備國家機關所具有的偵查權,也缺少專業調查技術手段,內部調查時,在涉及員工個人隱私時難以把握尺度,調查取證難度高。
其中壹個方法是利用大數據自查。張書樂稱,互聯網平台的優勢在於數據量大,數據可追溯,比如某些賬號頻繁被推流,某壹話題持續被刪帖,數據往往會顯示出異常。如果企業能加強這方面的敏感度,結合人工審核,或許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減少“平台軟權力”尋租。
2017年,字節跳動建立專用數據庫,用壹年時間導入業務數據,便於監察、審計部門檢索,並由系統自動識別風險、推送給業務負責人。
不過,互聯網公司不乏技術人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被壹些人用於轉移贓款。在查處過程中,追溯此類虛擬資產也是壹個難題。魏景峰說,虛擬貨幣缺乏法定貨幣地位,交易規則復雜,特別是涉及跨國、跨平台的洗錢鏈條,企業在追贓維權時,賠償往往與維權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視頻平台前員工馮某的貪腐案例中,馮某為了套現並轉移,安排下屬快速注冊多家空殼公司,接收短視頻平台支付的“獎勵金”,又指使外部商戶利用8個境外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將騙取的巨額資金兌換成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再通過“混幣”手法洗錢,“洗白”後的贓款再次被兌換成人民幣(专题),轉回馮某等人控制賬戶。
據報道,案發後,海澱區人民檢察院追回90枚比特幣,讓這家短視頻平台挽回了部分損失。
不過,即便有的企業發現內部貪腐問題,出於擔心產生對外合作、融資經營環境等負面影響的顧慮,也有可能會選擇內部處理,因為企業始終是將平台效益放在第壹位的,媒體對案件的報道、文書的公開,都可能會對公司的聲譽以及公眾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影響企業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業腐敗案件中,還有壹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立案難”。
趙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期以來,我國開展反腐敗工作時,目標主要聚焦在與公權力相關的主體(如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上,對民企反腐的重視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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