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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
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
互联网行业分析师张书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多年前，就有电商平台曾被曝称，一些入驻商家会在周末邀请平台员工出游，以此换取流量倾斜或准入特权。他称，在互联网公司，执行工作往往靠个人，而相关执行标准并不总是那么明确细致，在可松可紧的空间下，就为寻租留下了余地。
反腐仍存在难点
为打击内部腐败，不少互联网大厂建立了内部纪检监察部门。阿里巴巴设立廉政合规部，百度成立职业道德建设部，京东成立监察部，腾讯则开设反舞弊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每个季度会发布员工违规处理情况通报，还会让员工观看反腐教育片，做检测题。京东则是从2016年起设立反腐奖励基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举报人，对举报的个人或合作伙伴给予5000元为起点的奖励，涉刑事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则从5万元起步。
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大厂之间又走向抱团反腐。2017年，京东、腾讯、百度、联想、小米等13家企业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通过共享黑名单制度，让有“前科”的员工在联盟内企业应聘时“现形”， 增加有腐败行为员工的再就业成本，同时也震慑其他员工。
字节跳动在此次通报中就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不过，多位受访者指出，虽然反腐体系在不断建设，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企在处理内部贪腐问题时仍然面临难题。
如何发现腐败行为是一大问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传统线下受贿不同，大厂腐败通常在网络空间发生，手段隐蔽、交易虚拟，往往贯穿合同签订、数据操作等多个环节，不易察觉。比如上文提到的贴吧业务部经理石某受贿案，持续近7年，才因为匿名举报浮出水面；电商平台掌握旗舰店入驻审批权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举报信后，才发现他的腐败行为。
赵军表示，就算公司发现了贪腐行为，如何查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互联网大厂大多是民企，不具备国家机关所具有的侦查权，也缺少专业调查技术手段，内部调查时，在涉及员工个人隐私时难以把握尺度，调查取证难度高。
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大数据自查。张书乐称，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数据可追溯，比如某些账号频繁被推流，某一话题持续被删帖，数据往往会显示出异常。如果企业能加强这方面的敏感度，结合人工审核，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平台软权力”寻租。
2017年，字节跳动建立专用数据库，用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便于监察、审计部门检索，并由系统自动识别风险、推送给业务负责人。
不过，互联网公司不乏技术人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一些人用于转移赃款。在查处过程中，追溯此类虚拟资产也是一个难题。魏景峰说，虚拟货币缺乏法定货币地位，交易规则复杂，特别是涉及跨国、跨平台的洗钱链条，企业在追赃维权时，赔偿往往与维权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视频平台前员工冯某的贪腐案例中，冯某为了套现并转移，安排下属快速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接收短视频平台支付的“奖励金”，又指使外部商户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骗取的巨额资金兑换成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再通过“混币”手法洗钱，“洗白”后的赃款再次被兑换成人民币(专题)，转回冯某等人控制账户。
据报道，案发后，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追回90枚比特币，让这家短视频平台挽回了部分损失。
不过，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也有可能会选择内部处理，因为企业始终是将平台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文书的公开，都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以及公众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影响企业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业腐败案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立案难”。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我国开展反腐败工作时，目标主要聚焦在与公权力相关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上，对民企反腐的重视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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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反腐仍存在难点
为打击内部腐败，不少互联网大厂建立了内部纪检监察部门。阿里巴巴设立廉政合规部，百度成立职业道德建设部，京东成立监察部，腾讯则开设反舞弊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每个季度会发布员工违规处理情况通报，还会让员工观看反腐教育片，做检测题。京东则是从2016年起设立反腐奖励基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举报人，对举报的个人或合作伙伴给予5000元为起点的奖励，涉刑事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则从5万元起步。
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大厂之间又走向抱团反腐。2017年，京东、腾讯、百度、联想、小米等13家企业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通过共享黑名单制度，让有“前科”的员工在联盟内企业应聘时“现形”， 增加有腐败行为员工的再就业成本，同时也震慑其他员工。
字节跳动在此次通报中就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不过，多位受访者指出，虽然反腐体系在不断建设，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企在处理内部贪腐问题时仍然面临难题。
如何发现腐败行为是一大问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传统线下受贿不同，大厂腐败通常在网络空间发生，手段隐蔽、交易虚拟，往往贯穿合同签订、数据操作等多个环节，不易察觉。比如上文提到的贴吧业务部经理石某受贿案，持续近7年，才因为匿名举报浮出水面；电商平台掌握旗舰店入驻审批权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举报信后，才发现他的腐败行为。
赵军表示，就算公司发现了贪腐行为，如何查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互联网大厂大多是民企，不具备国家机关所具有的侦查权，也缺少专业调查技术手段，内部调查时，在涉及员工个人隐私时难以把握尺度，调查取证难度高。
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大数据自查。张书乐称，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数据可追溯，比如某些账号频繁被推流，某一话题持续被删帖，数据往往会显示出异常。如果企业能加强这方面的敏感度，结合人工审核，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平台软权力”寻租。
2017年，字节跳动建立专用数据库，用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便于监察、审计部门检索，并由系统自动识别风险、推送给业务负责人。
不过，互联网公司不乏技术人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一些人用于转移赃款。在查处过程中，追溯此类虚拟资产也是一个难题。魏景峰说，虚拟货币缺乏法定货币地位，交易规则复杂，特别是涉及跨国、跨平台的洗钱链条，企业在追赃维权时，赔偿往往与维权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视频平台前员工冯某的贪腐案例中，冯某为了套现并转移，安排下属快速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接收短视频平台支付的“奖励金”，又指使外部商户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骗取的巨额资金兑换成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再通过“混币”手法洗钱，“洗白”后的赃款再次被兑换成人民币(专题)，转回冯某等人控制账户。
据报道，案发后，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追回90枚比特币，让这家短视频平台挽回了部分损失。
不过，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也有可能会选择内部处理，因为企业始终是将平台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文书的公开，都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以及公众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影响企业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业腐败案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立案难”。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我国开展反腐败工作时，目标主要聚焦在与公权力相关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上，对民企反腐的重视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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