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1年受贿9000多万,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
视频平台前员工李某与外部人员合伙成立公司,他借助手中权限,把流量投放倾斜给其关联公司的账号,从中收取好处费。目前,李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石某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贴吧业务部的用户经理,日常负责产品设计和客户需求,这个岗位看起来普通,却让他接触了公司内部的虚拟财产。任职期间,石某引入某科技公司合作虚拟货币奖励业务,趁机非法收受现金608万元。同时操作多个贴吧账号,将虚拟货币套现并转入个人银行账户,侵占公司资产366万元。
不过,并不是在关键部门的员工,都有把“平台软权力”变现的机会。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岗位职能是给某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做推荐。他表示,在这个平台上,算法的推荐权力要远远大于他本人,“坦白说,捞油水的机会很少”。

9月4日,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2025年3号通报披露了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并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供应链、招商是重灾区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自2023年7月以来,上海某互联网企业前副总裁韩某等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供应商获取优质配送区域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30余次收受超过4000万元的行贿款物,并为掩人耳目将之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
韩某即饿了么前CEO韩鎏。今年6月,其在上海办公室被警方带走。彼时,饿了么方面曾回应称,内部调查发现其涉嫌职务犯罪,并向警方主动报案。
经查,韩鎏掌管着饿了么的物流配送业务,具有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他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应商行贿款。
有考核不达标的供应商,曾向韩鎏等行贿得以保留资格;有想要改善经营状况者,通过行贿获取更多关照;另有供应商行贿后,获得相关业务资源倾斜,获得超出平台运营规则的便利。
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触“平台软权力”的员工的“小官大贪”,传统民企的贪腐行为在互联网公司也有出现,并有显着的互联网特征。吴昕栋说,从媒体曝光及司法实践看,互联网平台的招商、投放、供应链、内容审核这四个环节容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共性在于,权力边界模糊、技术操作留痕难、收益与流量直接挂钩。比如在供应链环节,除常规的供应商准入等寻租之外,还出现物流区域划分、数据篡改等行为。
而招商环节是“准入权寻租”重灾区,平台员工通常以降低准入门槛、提升类目权重等方式索贿或收受贿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额之大,创下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之最,其本质就是“准入权寻租”。2017年,某大厂原餐饮主管高某以餐饮专家身份入职,负责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和合同续签等工作。三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向两家餐饮供货商索取上千万元好处费,为其在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谋取利益。最终,高某因受贿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电商平台的普通运营人员王某,职位不高,但手握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权。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余万元,他所审批通过的商家数量也远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台要求。最终,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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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比如,某石某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贴吧业务部的用户经理,日常负责产品设计和客户需求,这个岗位看起来普通,却让他接触了公司内部的虚拟财产。任职期间,石某引入某科技公司合作虚拟货币奖励业务,趁机非法收受现金608万元。同时操作多个贴吧账号,将虚拟货币套现并转入个人银行账户,侵占公司资产366万元。
不过,并不是在关键部门的员工,都有把“平台软权力”变现的机会。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岗位职能是给某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做推荐。他表示,在这个平台上,算法的推荐权力要远远大于他本人,“坦白说,捞油水的机会很少”。

9月4日,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2025年3号通报披露了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并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供应链、招商是重灾区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自2023年7月以来,上海某互联网企业前副总裁韩某等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供应商获取优质配送区域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30余次收受超过4000万元的行贿款物,并为掩人耳目将之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
韩某即饿了么前CEO韩鎏。今年6月,其在上海办公室被警方带走。彼时,饿了么方面曾回应称,内部调查发现其涉嫌职务犯罪,并向警方主动报案。
经查,韩鎏掌管着饿了么的物流配送业务,具有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他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应商行贿款。
有考核不达标的供应商,曾向韩鎏等行贿得以保留资格;有想要改善经营状况者,通过行贿获取更多关照;另有供应商行贿后,获得相关业务资源倾斜,获得超出平台运营规则的便利。
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触“平台软权力”的员工的“小官大贪”,传统民企的贪腐行为在互联网公司也有出现,并有显着的互联网特征。吴昕栋说,从媒体曝光及司法实践看,互联网平台的招商、投放、供应链、内容审核这四个环节容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共性在于,权力边界模糊、技术操作留痕难、收益与流量直接挂钩。比如在供应链环节,除常规的供应商准入等寻租之外,还出现物流区域划分、数据篡改等行为。
而招商环节是“准入权寻租”重灾区,平台员工通常以降低准入门槛、提升类目权重等方式索贿或收受贿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额之大,创下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之最,其本质就是“准入权寻租”。2017年,某大厂原餐饮主管高某以餐饮专家身份入职,负责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和合同续签等工作。三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向两家餐饮供货商索取上千万元好处费,为其在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谋取利益。最终,高某因受贿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电商平台的普通运营人员王某,职位不高,但手握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权。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余万元,他所审批通过的商家数量也远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台要求。最终,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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