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不只是悲剧 年轻人的"精神鸦片" 川普下半旗的真正原因
图为2020年1月3日，“福音派支持特朗普”集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会福音派信徒、支持者在等待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到来。
首先是语言的压迫。为消除日常用语对部分群体的“暴力压迫及伤害”，布兰迪斯大学发布“压迫性语言清单”；马萨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亲”“父亲”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长”。无论是保守派青年所说的“人们太容易被别人的话冒犯”，还是自由派青年所说的“人们的言论冒犯了他人”，“言语的冒犯”均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资本主义信仰当中，由“大祭司”银行负责管理唯一的圣礼——信贷。
因此，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代网络的流行模板”。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轻一代的政治宗派主义者正抓紧社会正义的新十字架，努力确保旧秩序不被对方的进步民粹主义或者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义崛起的原因
宏观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导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调、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观而言，当前政治精英越来越喜欢用带有道德色彩的个人化语言攻击对手，公众所理解的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比实际差异严重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义的导火索。
比如，以节制着称的拜登也开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语言扞卫美国政治制度。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罕见地连续三次使用宗教语词——“神圣土地”、“神圣火焰”和“神圣命题”——以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及对反对派的愤怒之情。伴随着国内政治威胁与政治暴力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世代，对这类“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无反感与抗拒之意，反而因时而进、因势谋动。这类政治话语经由社交媒体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将愈发浓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进步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建国初联邦派思想中已显露端倪。在进步主义看来，“边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当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方式向外发力，消除国家的“边界”时，进步主义也试图藉助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方式向内发力，消除自然的“边界”。
进步主义优先关注国内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肤色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致力于改善不利者的落后地位。其最新规划之一，就是以医学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边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扩展自由的边界。同时，藉助社会正义运动的方式将这种进步主义扩张合理化、合法化。
虽然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罗伯特·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觉醒”；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则呼吁“秩序党”从“进步党”手中夺取政治和文化控制权——但他们都相信，进步主义是当代青年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
进步主义将“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发展成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义信条，通过支持K-12教育体系中的“批判种族理论”（CRT）与“行动公民运动”（Action Civics），进步主义与美国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紧密关系。
“批判种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和制度之中”，受该理论影响的学生很容易认可“白人都是压迫者，黑人都是受压迫者，对此我们不应该宽容”这样的看法：学生们会很喜欢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汉密尔顿和黑人扮演的杰斐逊；非裔小美人鱼与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尝试”；学生们为自己的开国总统不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推倒奴隶主华盛顿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诉求。
观察者认为，这一进步环境中充斥着自我审查、对公开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带有17世纪异端迫害的味道”。孩子们过早陷入某种“由反思得来的痛苦”中，为气候变化与生物灭绝而痛苦，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这种痛苦与耻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会正义运动沦为“道德激情竞技场”最根本的心理驱动力。
尤其当“行动公民运动”成为美国学生公民教育课的“平替”之后，青年一代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激进化势头愈演愈烈。“行动公民运动”主张，学生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例如：让小学生通过抗议来支持枪支管制、让中学生通过游说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学生行动无可非议，但他们在行动中一味追求“结果平等”，将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视为体制性偏见的证据，甚至把同道中人也当作敌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不但很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该运动评估为“很行动，但并不公民”，很是贴切。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首先是语言的压迫。为消除日常用语对部分群体的“暴力压迫及伤害”，布兰迪斯大学发布“压迫性语言清单”；马萨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亲”“父亲”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长”。无论是保守派青年所说的“人们太容易被别人的话冒犯”，还是自由派青年所说的“人们的言论冒犯了他人”，“言语的冒犯”均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资本主义信仰当中，由“大祭司”银行负责管理唯一的圣礼——信贷。
因此，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代网络的流行模板”。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轻一代的政治宗派主义者正抓紧社会正义的新十字架，努力确保旧秩序不被对方的进步民粹主义或者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义崛起的原因
宏观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导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调、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观而言，当前政治精英越来越喜欢用带有道德色彩的个人化语言攻击对手，公众所理解的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比实际差异严重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义的导火索。
比如，以节制着称的拜登也开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语言扞卫美国政治制度。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罕见地连续三次使用宗教语词——“神圣土地”、“神圣火焰”和“神圣命题”——以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及对反对派的愤怒之情。伴随着国内政治威胁与政治暴力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世代，对这类“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无反感与抗拒之意，反而因时而进、因势谋动。这类政治话语经由社交媒体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将愈发浓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进步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建国初联邦派思想中已显露端倪。在进步主义看来，“边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当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方式向外发力，消除国家的“边界”时，进步主义也试图藉助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方式向内发力，消除自然的“边界”。
进步主义优先关注国内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肤色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致力于改善不利者的落后地位。其最新规划之一，就是以医学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边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扩展自由的边界。同时，藉助社会正义运动的方式将这种进步主义扩张合理化、合法化。
虽然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罗伯特·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觉醒”；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则呼吁“秩序党”从“进步党”手中夺取政治和文化控制权——但他们都相信，进步主义是当代青年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
进步主义将“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发展成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义信条，通过支持K-12教育体系中的“批判种族理论”（CRT）与“行动公民运动”（Action Civics），进步主义与美国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紧密关系。
“批判种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和制度之中”，受该理论影响的学生很容易认可“白人都是压迫者，黑人都是受压迫者，对此我们不应该宽容”这样的看法：学生们会很喜欢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汉密尔顿和黑人扮演的杰斐逊；非裔小美人鱼与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尝试”；学生们为自己的开国总统不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推倒奴隶主华盛顿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诉求。
观察者认为，这一进步环境中充斥着自我审查、对公开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带有17世纪异端迫害的味道”。孩子们过早陷入某种“由反思得来的痛苦”中，为气候变化与生物灭绝而痛苦，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这种痛苦与耻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会正义运动沦为“道德激情竞技场”最根本的心理驱动力。
尤其当“行动公民运动”成为美国学生公民教育课的“平替”之后，青年一代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激进化势头愈演愈烈。“行动公民运动”主张，学生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例如：让小学生通过抗议来支持枪支管制、让中学生通过游说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学生行动无可非议，但他们在行动中一味追求“结果平等”，将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视为体制性偏见的证据，甚至把同道中人也当作敌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不但很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该运动评估为“很行动，但并不公民”，很是贴切。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