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不只是悲剧 年轻人的"精神鸦片" 川普下半旗的真正原因
2025年1月19日，美国华盛顿，候任副总统万斯（JD Vance，右）与柯克（Charlie Kirk，左）在萨拉曼德酒店举行的“美国转捩点”就职典礼前夜舞会上登台。特朗普（Donald Trump）于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Getty）
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经不共戴天，但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同样可以荣辱与共。例如，自由派内部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饭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与哈里斯的饭圈“KHIVE”，前者多为“厌女的种族主义者”，后者多为“女权的反种族主义者”，双方曾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哈里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完全违反了直觉！我们想赢！”
特徵二，敌对的道德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两种敌对的方式。一是基于认知的敌对，二是基于情绪的敌对。前者持续的时间更久长，烈度较低；后者持续的时间较短，烈度更高。当前美国政治宗派主义更接近于某种认知僵化之后的情绪敌对。
它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标，也不涉及党派忠诚。研究者发现，当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看了同一个政治示威的短视频后，他们竟站在同一立场上谴责抗议者过于暴力。
原因在于：自由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保守派反堕胎大游行，而保守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自由派性少数群体大游行。政治宗派双方均高估了对手和自己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派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耻辱感与认知傲慢构成了其敌对情绪的一体两面。自由派青年的耻辱感源于传统价值观颠覆与新价值观重塑过程中的落差，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智识之上的认知傲慢来应对自己的软弱，以批判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赢得社会承认；而保守派青年的耻辱感则源于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能为力，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反智情绪的认知傲慢，强调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仅停留在情绪与认知敌对阶段，并不一定会激发行动主义或引发暴力。政治宗派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敌对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对手非人化。2021年，超过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约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认为反对派“不是人”，其行为“就像动物一样”。
二是愿意承担风险和损失，为自身行为“道德赋能”。敌我双方被化约为不义者与正义者、叛国者与爱国者，2024年大选被化约为 “检察官和重罪犯”之间的较量。在将敌对“道德化”的过程中，人自身则完成了“去道德化”的过程——将对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无负担地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伤害对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开暴力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对手死有馀辜。
特徵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美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正义运动。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正义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约略可以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来表达。任意一场有关社会正义的新运动，都唤起了年轻人清晰的直觉——他们确信有人未得到他所应得的（分配不正义），或者有人成为不公正过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义）。社会正义成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约数”。
这种正义观的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也出现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体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气候变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老一辈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于自由派的立场。
例如，“青年福音派气候行动组织”（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于动员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J. D.万斯自我标榜为“后自由主义右派”，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作用，协助建立一个以社会保守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这与老一辈保守派强调小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正义似乎成为政治宗派双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这一新宗教不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还继续挖掘和生发新的词汇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觉醒运动中充斥的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外，社会正义还要求青年人摆脱一切具有压迫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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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经不共戴天，但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同样可以荣辱与共。例如，自由派内部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饭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与哈里斯的饭圈“KHIVE”，前者多为“厌女的种族主义者”，后者多为“女权的反种族主义者”，双方曾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哈里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完全违反了直觉！我们想赢！”
特徵二，敌对的道德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两种敌对的方式。一是基于认知的敌对，二是基于情绪的敌对。前者持续的时间更久长，烈度较低；后者持续的时间较短，烈度更高。当前美国政治宗派主义更接近于某种认知僵化之后的情绪敌对。
它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标，也不涉及党派忠诚。研究者发现，当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看了同一个政治示威的短视频后，他们竟站在同一立场上谴责抗议者过于暴力。
原因在于：自由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保守派反堕胎大游行，而保守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自由派性少数群体大游行。政治宗派双方均高估了对手和自己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派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耻辱感与认知傲慢构成了其敌对情绪的一体两面。自由派青年的耻辱感源于传统价值观颠覆与新价值观重塑过程中的落差，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智识之上的认知傲慢来应对自己的软弱，以批判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赢得社会承认；而保守派青年的耻辱感则源于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能为力，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反智情绪的认知傲慢，强调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仅停留在情绪与认知敌对阶段，并不一定会激发行动主义或引发暴力。政治宗派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敌对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对手非人化。2021年，超过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约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认为反对派“不是人”，其行为“就像动物一样”。
二是愿意承担风险和损失，为自身行为“道德赋能”。敌我双方被化约为不义者与正义者、叛国者与爱国者，2024年大选被化约为 “检察官和重罪犯”之间的较量。在将敌对“道德化”的过程中，人自身则完成了“去道德化”的过程——将对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无负担地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伤害对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开暴力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对手死有馀辜。
特徵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美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正义运动。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正义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约略可以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来表达。任意一场有关社会正义的新运动，都唤起了年轻人清晰的直觉——他们确信有人未得到他所应得的（分配不正义），或者有人成为不公正过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义）。社会正义成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约数”。
这种正义观的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也出现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体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气候变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老一辈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于自由派的立场。
例如，“青年福音派气候行动组织”（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于动员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J. D.万斯自我标榜为“后自由主义右派”，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作用，协助建立一个以社会保守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这与老一辈保守派强调小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正义似乎成为政治宗派双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这一新宗教不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还继续挖掘和生发新的词汇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觉醒运动中充斥的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外，社会正义还要求青年人摆脱一切具有压迫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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