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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老漂族,困在养孩子的义务中
千万老漂族,困在养孩子的义务中千万老漂族,困在养孩子的义务中
一位老漂抱怨道：“一些年轻人存在一种奇怪的‘巨婴’心态，对生活要求很高，但是自己时间或能力不足，精力投入不够，对老人提出很多要求，求全责备。”
因为达不到子女的精细化抚育要求，许多老漂族选择忍受子女的批评。调研中，许多老漂族也吐槽自己是免费的保姆——只干活没工资，没有话语权还受气。
为了维护家庭团结，面对冲突，老漂族往往选择忍受。陈辉说，委曲求全是大多数老人的心理状态。很多时候老人不怕苦累，就怕受委屈。如果出发点是为下一代好，但结果却是不被理解甚至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老人的委屈感就会更强烈。
尽管冲突往往集中发生在婆婆和儿媳或者母亲和女儿之间，因为作为女性，两者同样承担着更多家庭劳动的责任。但在带来冲突的同时，这种共同的责任偶尔也会带来彼此的理解和某种“同盟”。由于有老漂族的存在，年轻的女性也可以维持自己的职业角色。
2017年，苏雨与丈夫定居佛山后，三代同堂的生活让出租屋内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当时苏雨的想法是，自己的家庭就要以自己为中心，这也导致了她和婆婆经常在家中发生“话语权”的争夺。
只是半年后，轻微的中风让苏雨的婆婆从老漂族的生活中退了下来，回到老家静养。此后，苏雨更加意识到婆婆在家中其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说：“如果没有婆婆的帮忙，此前家庭生活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利。”调研中，许多儿媳妇会向陈辉抱怨自己的婆婆存在许多不足，但依旧对婆婆的付出很感激，婆媳之间在磕磕绊绊中磨合，许多产生了感情，在情感上彼此依赖。
一种制度性角色
陈辉说，在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中，请家政工照顾孩子是无奈之举。2020年11月，北京市卫健委的调查发现，北京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足3%。这意味着超97%的0—3岁孩子在家庭中被照料。
陈辉说，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生育孩子后，优先考虑的方案是调动家庭资源来实现婴幼儿在家照料。可以说，老漂是整个家庭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支持力量。
在现行的政策、社会环境中，家庭是子女抚育的主体，而从经济成本考量，“双职工”又是大部分“新市民”在一座城市生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结构中，老漂族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抚育成本上，北京地区普通月嫂的平均月薪约1万元，普通育儿嫂的平均月薪在7000元以上。在二、三线城市，普通育儿嫂的月薪也通常在5000元以上。以此计算，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在婴儿0—3岁时均雇佣普通育儿嫂，整体需要花费约18万元。
在西安访谈时，一位已有2个孩子的关先生给陈辉算了一笔账：夫妻两人分别月入1万元和9000元，每年租房、老家县城的房贷、大儿子幼儿园学费、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总共约13万元/年，因此小家庭每年能存下10万元。但如果不依赖老漂族照顾两个孩子，而是让妻子辞职在家照看，自己一个人的收入甚至没办法支撑家庭开支，更不用说在西安买房。
另一方面，在可靠性方面，育儿往往会涉及家庭隐私，需要夫妻对家政工有很强的信任。陈辉说，雇主可以购买家政工服务，但无法购买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但老人可以无条件地进行情绪投入，家政工未必能够实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些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24年达67.00%。按照《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设定的目标，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接近70%。
陈辉预言，在个人经济压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未来老漂族仍将长久存在。“未来，如何缓解老漂族的抚育压力、保障老漂族的养老生活，都需要政策的更多探索。”
陈辉在调研中发现，许多老漂族的父母依旧健在，他们同样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结构性压力中，有的老漂族夫妻两人被迫分居两地。为了缓解分居状态下的孤独感，一些老漂会在做家务时，和另一半视频通话或语音通话，即使双方没有聊天，通话依旧会如现场直播般地持续进行。
因为面临长期的家庭关系紧张、心理失衡和精神压力，个别老漂还患上了抑郁症。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知缘由，只是感觉父母记性越来越差，脾气越来越大。
陈辉说，在大部分三代家庭结构中，老漂族得到的关爱往往最少。很多子女下班回家后很少和老人聊天，不能理解和响应老人的情感期待，一些老人整天都会处于“失语”状态，这进一步增加了老人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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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达不到子女的精细化抚育要求，许多老漂族选择忍受子女的批评。调研中，许多老漂族也吐槽自己是免费的保姆——只干活没工资，没有话语权还受气。
为了维护家庭团结，面对冲突，老漂族往往选择忍受。陈辉说，委曲求全是大多数老人的心理状态。很多时候老人不怕苦累，就怕受委屈。如果出发点是为下一代好，但结果却是不被理解甚至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老人的委屈感就会更强烈。
尽管冲突往往集中发生在婆婆和儿媳或者母亲和女儿之间，因为作为女性，两者同样承担着更多家庭劳动的责任。但在带来冲突的同时，这种共同的责任偶尔也会带来彼此的理解和某种“同盟”。由于有老漂族的存在，年轻的女性也可以维持自己的职业角色。
2017年，苏雨与丈夫定居佛山后，三代同堂的生活让出租屋内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当时苏雨的想法是，自己的家庭就要以自己为中心，这也导致了她和婆婆经常在家中发生“话语权”的争夺。
只是半年后，轻微的中风让苏雨的婆婆从老漂族的生活中退了下来，回到老家静养。此后，苏雨更加意识到婆婆在家中其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说：“如果没有婆婆的帮忙，此前家庭生活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利。”调研中，许多儿媳妇会向陈辉抱怨自己的婆婆存在许多不足，但依旧对婆婆的付出很感激，婆媳之间在磕磕绊绊中磨合，许多产生了感情，在情感上彼此依赖。
一种制度性角色
陈辉说，在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中，请家政工照顾孩子是无奈之举。2020年11月，北京市卫健委的调查发现，北京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足3%。这意味着超97%的0—3岁孩子在家庭中被照料。
陈辉说，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生育孩子后，优先考虑的方案是调动家庭资源来实现婴幼儿在家照料。可以说，老漂是整个家庭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支持力量。
在现行的政策、社会环境中，家庭是子女抚育的主体，而从经济成本考量，“双职工”又是大部分“新市民”在一座城市生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结构中，老漂族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抚育成本上，北京地区普通月嫂的平均月薪约1万元，普通育儿嫂的平均月薪在7000元以上。在二、三线城市，普通育儿嫂的月薪也通常在5000元以上。以此计算，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在婴儿0—3岁时均雇佣普通育儿嫂，整体需要花费约18万元。
在西安访谈时，一位已有2个孩子的关先生给陈辉算了一笔账：夫妻两人分别月入1万元和9000元，每年租房、老家县城的房贷、大儿子幼儿园学费、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总共约13万元/年，因此小家庭每年能存下10万元。但如果不依赖老漂族照顾两个孩子，而是让妻子辞职在家照看，自己一个人的收入甚至没办法支撑家庭开支，更不用说在西安买房。
另一方面，在可靠性方面，育儿往往会涉及家庭隐私，需要夫妻对家政工有很强的信任。陈辉说，雇主可以购买家政工服务，但无法购买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但老人可以无条件地进行情绪投入，家政工未必能够实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些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24年达67.00%。按照《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设定的目标，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接近70%。
陈辉预言，在个人经济压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未来老漂族仍将长久存在。“未来，如何缓解老漂族的抚育压力、保障老漂族的养老生活，都需要政策的更多探索。”
陈辉在调研中发现，许多老漂族的父母依旧健在，他们同样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结构性压力中，有的老漂族夫妻两人被迫分居两地。为了缓解分居状态下的孤独感，一些老漂会在做家务时，和另一半视频通话或语音通话，即使双方没有聊天，通话依旧会如现场直播般地持续进行。
因为面临长期的家庭关系紧张、心理失衡和精神压力，个别老漂还患上了抑郁症。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知缘由，只是感觉父母记性越来越差，脾气越来越大。
陈辉说，在大部分三代家庭结构中，老漂族得到的关爱往往最少。很多子女下班回家后很少和老人聊天，不能理解和响应老人的情感期待，一些老人整天都会处于“失语”状态，这进一步增加了老人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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