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疫苗终于免费,中国女性等了19年
中国的HPV疫苗供应。2018至2023年间,中国自费市场迅速膨胀,Gardasil在华销量一度占到默沙东全球份额的六成以上,占据了全部增长红利。中国的代理商智飞生物更是从2017年的十几亿元营收,跃升到2023年超过五百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HPV疫苗。这段时间,跨国药企几乎没有降价动力:国家不买单,中产家庭愿意付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可以说,这几年是它们的“黄金期”。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典型的“市场失灵”。HPV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本应通过大规模普及降低群体疾病负担,但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它被市场逻辑推高为稀缺奢侈品,覆盖率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长期以来,率先研发出HPV疫苗的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都打着“保护女性健康、助力消除宫颈癌”的旗号,却始终没有真正下调价格。即便在销量最旺盛的几年里,它们依然维持着高价策略,看不到与公共健康目标相匹配的努力。直到国产九价以六折价入市,他们才开始推出“买三针按两针价”或“赠送接种服务”等促销手段,试图挽回快速流失的市场份额。
这种迟滞并非中国独有。在全球范围内,HPV疫苗长期被批评为“最昂贵的儿童疫苗之一”。有研究指出,默沙东的三剂价格高达360美元,GSK约335美元,这让低收入国家几乎无法承受。无国界医生等机构多次批评,这样的定价与“消除宫颈癌”的目标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健康不平等。印度媒体甚至直言:直到2022年印度推出首个国产HPV疫苗,每针仅需300–400卢比(折合不到40元人民币),全球才真正看到“打破垄断”的可能性。国际评论普遍认为,专利与定价不应成为公共健康公平的最大障碍。
2020,真正的转折点来了。
那一年,厦门万泰的国产二价疫苗“馨可宁”获批上市,定价329元/针,比进口产品低一半以上。更关键的是,它在供应上更加稳定,很快被地方财政项目纳入采购,成为厦门、济南等地免费接种项目的首选。国产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外资的价格垄断,也让地方政府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底气。
2025 年5月,国产九价获批,定价499元/针,两剂次总价不到千元。这一价格不仅远低于默沙东的九价,更意味着“高端疫苗”也不再是不可触及的奢侈品。集中带量采购也迅速改变了价格结构。以山东省为例,2024年国产二价HPV疫苗的中标价降至27.5元/支,相比初期约329元/支的采购价足足低至1/12,被喻为“低于一杯奶茶”,不仅把疫苗价格压入了可纳入免规的区间,也让大众第一次看见了HPV疫苗真正走向普惠的可能。
除了价格和供应,国产疫苗的研发也经历了漫长积累。无论是厦门万泰的二价,还是之后获批的九价,都经过了完整的Ⅲ期临床试验验证,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与进口产品并无显着差异,安全性同样得到国际认可。
这场博弈带来的结果是清晰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支付中更倾向于采购国产疫苗,以有限的财政预算覆盖更多的目标人群;跨国药企则从“供不应求、坐收渔利”转向“市场萎缩、库存积压”。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采购格局,也打破了长期的“外资依赖路径”。
短短数年,中国的 HPV 疫苗市场经历了从“外资独享的繁荣”到“国产崛起的转折”。在这一市场格局的变迁中,默沙东的 Gardasil 系列经历了明显逆转。财报指出,这一下降主要由中国需求疲软所致。与此相关的是,默沙东自2025年2月起暂停向中国市场发货 Gardasil,原因包括渠道库存过高和消费者(或公共/私营渠道)需求减弱。公司随后宣布,这一暂停政策将至少延续至2025年年底。
这种转折不仅标志着跨国药企在中国“黄金期”的终结,也揭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当疫苗作为公共产品长期被交由市场逻辑支配时,结果往往是健康不平等与信任缺口;而随着地方财政和国产疫苗的加入,这一裂痕才得以部分修复。
05
迟来的制度转身
HPV 疫苗的曲折历程,远不止是一个疫苗的故事。它折射出政策惯性与社会的张力:科学证据早已充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公共决策;财政并非力所不及,却始终缺乏清晰的分担路径;公众需求不断高涨,却只能在市场的高价与缺货之间消耗。
2025年9月,中国终于宣布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国家免疫规划的首次实质性扩容。对公众而言,这一决定意味着免费接种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政策观察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制度修正。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钱从哪里来”。为全国9–14岁女孩提供免费接种,每年新增的数百亿元财政支出,并非不可承受——相较于宫颈癌每年带来的上千亿元治疗费用,这笔投入甚至更像是一种节省。难点在于如何让这笔支出进入制度化轨道。长期以来,卫生部门的声音在部委体系中过于微弱,而财政与发改等部门更多将新疫苗视为负担,而非投资。这种错位,使得即便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和成本效益研究,扩容也难以获得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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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起,默沙东和葛兰素史克几乎垄断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典型的“市场失灵”。HPV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本应通过大规模普及降低群体疾病负担,但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它被市场逻辑推高为稀缺奢侈品,覆盖率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长期以来,率先研发出HPV疫苗的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都打着“保护女性健康、助力消除宫颈癌”的旗号,却始终没有真正下调价格。即便在销量最旺盛的几年里,它们依然维持着高价策略,看不到与公共健康目标相匹配的努力。直到国产九价以六折价入市,他们才开始推出“买三针按两针价”或“赠送接种服务”等促销手段,试图挽回快速流失的市场份额。
这种迟滞并非中国独有。在全球范围内,HPV疫苗长期被批评为“最昂贵的儿童疫苗之一”。有研究指出,默沙东的三剂价格高达360美元,GSK约335美元,这让低收入国家几乎无法承受。无国界医生等机构多次批评,这样的定价与“消除宫颈癌”的目标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健康不平等。印度媒体甚至直言:直到2022年印度推出首个国产HPV疫苗,每针仅需300–400卢比(折合不到40元人民币),全球才真正看到“打破垄断”的可能性。国际评论普遍认为,专利与定价不应成为公共健康公平的最大障碍。
2020,真正的转折点来了。
那一年,厦门万泰的国产二价疫苗“馨可宁”获批上市,定价329元/针,比进口产品低一半以上。更关键的是,它在供应上更加稳定,很快被地方财政项目纳入采购,成为厦门、济南等地免费接种项目的首选。国产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外资的价格垄断,也让地方政府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底气。
2025 年5月,国产九价获批,定价499元/针,两剂次总价不到千元。这一价格不仅远低于默沙东的九价,更意味着“高端疫苗”也不再是不可触及的奢侈品。集中带量采购也迅速改变了价格结构。以山东省为例,2024年国产二价HPV疫苗的中标价降至27.5元/支,相比初期约329元/支的采购价足足低至1/12,被喻为“低于一杯奶茶”,不仅把疫苗价格压入了可纳入免规的区间,也让大众第一次看见了HPV疫苗真正走向普惠的可能。
除了价格和供应,国产疫苗的研发也经历了漫长积累。无论是厦门万泰的二价,还是之后获批的九价,都经过了完整的Ⅲ期临床试验验证,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与进口产品并无显着差异,安全性同样得到国际认可。
这场博弈带来的结果是清晰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支付中更倾向于采购国产疫苗,以有限的财政预算覆盖更多的目标人群;跨国药企则从“供不应求、坐收渔利”转向“市场萎缩、库存积压”。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采购格局,也打破了长期的“外资依赖路径”。
短短数年,中国的 HPV 疫苗市场经历了从“外资独享的繁荣”到“国产崛起的转折”。在这一市场格局的变迁中,默沙东的 Gardasil 系列经历了明显逆转。财报指出,这一下降主要由中国需求疲软所致。与此相关的是,默沙东自2025年2月起暂停向中国市场发货 Gardasil,原因包括渠道库存过高和消费者(或公共/私营渠道)需求减弱。公司随后宣布,这一暂停政策将至少延续至2025年年底。
这种转折不仅标志着跨国药企在中国“黄金期”的终结,也揭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当疫苗作为公共产品长期被交由市场逻辑支配时,结果往往是健康不平等与信任缺口;而随着地方财政和国产疫苗的加入,这一裂痕才得以部分修复。
05
迟来的制度转身
HPV 疫苗的曲折历程,远不止是一个疫苗的故事。它折射出政策惯性与社会的张力:科学证据早已充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公共决策;财政并非力所不及,却始终缺乏清晰的分担路径;公众需求不断高涨,却只能在市场的高价与缺货之间消耗。
2025年9月,中国终于宣布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国家免疫规划的首次实质性扩容。对公众而言,这一决定意味着免费接种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政策观察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制度修正。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钱从哪里来”。为全国9–14岁女孩提供免费接种,每年新增的数百亿元财政支出,并非不可承受——相较于宫颈癌每年带来的上千亿元治疗费用,这笔投入甚至更像是一种节省。难点在于如何让这笔支出进入制度化轨道。长期以来,卫生部门的声音在部委体系中过于微弱,而财政与发改等部门更多将新疫苗视为负担,而非投资。这种错位,使得即便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和成本效益研究,扩容也难以获得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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