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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思維的bug?愚蠢,總是比邪惡更可怕
人類思維的bug?愚蠢,總是比邪惡更可怕人類思維的bug?愚蠢,總是比邪惡更可怕
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
迪特裡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國贰戰前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神學家，他才華橫溢卻又異常勇敢，擁有數個博士學位，並在贰戰前夜赴美並獲得了永居權。但為了救助苦難深重的本國民眾，朋霍費爾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國，以牧師的身份參與對希特勒及其黨徒的軟抵抗工作，最終，他因為常年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組織而於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納粹德國即將滅亡的前夕，他被黨衛軍緊急秘密處死。他死後不到壹個月希特勒就自殺了。而朋霍費爾去世時年僅39歲，我們無法想象這位勇敢而偉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戰後，能為人類結出什麼樣的思想碩果。
但也許是預感到納粹不會放過自己，朋霍費爾在被關押的兩年中筆耕不輟，將自己的思想結晶寫成了《獄中書簡》。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論愚蠢》，在該篇章中，朋霍費爾提出了兩個洞悉人性黑暗與幽微的論斷：
第壹，愚蠢不是壹種智力狀態，而是壹種道德狀態。
第贰，相比於備受譴責與警惕的邪惡，其實愚蠢才是人類良善最大的頑敵。愚蠢比邪惡更可怕。
由於受過系統而專業的德式邏輯學訓練，朋霍費爾的論說是邏輯嚴密、環環相扣，但卻又高度凝練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費爾為什麼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我們必須首先解析他的前壹個論斷——為什麼說愚蠢是壹種“道德狀態”，而不是“智力狀態”？
即便你在大學期間學的是文科，沒有受過高數微積分的折磨，你在中學時應該也接觸過叁角函數、解析幾何、極限、求導等等概念。在學習較高深的數學概念的時候，你會發現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確是明顯的——有些學習者對這些概念壹點就通，能熟練運用，而另壹些人則如墜雲裡霧裡，看不懂其中的奧妙所在。
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狀態”上的差距——中國人往往形容智商高為“聰明”，這其實很准確，因為智商高的人，的確就像視力好、聽力強的人壹樣，能夠見人所未見，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學科，那些屬於低智力狀態的人就像近視眼無法看清遠處物體壹樣，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費爾所定義的“愚蠢”卻並不指這種“看不到”的狀態，而更接近《福音書》中耶穌形容不信者時所說的那樣：“他們看是看見了，卻不明白，聽是聽見了，卻不知曉。”
在冷戰時代，美蘇在航天、微電子、生物等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的競賽，期間蘇聯由於高度重視理科教育與科研，其實培養了壹大批絕不遜色於美國的相關專家。但邪門的是，在所有這些投入金山銀海的領域上，蘇聯最終都全方位落敗了——航天領域先勝後敗，在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被美國徹底反超。微電子和生物領域則直接被老美狂甩出拾幾條街，直到今天俄羅斯在芯片生產、生物醫藥等領域依然是絕對的弱國。
為什麼蘇聯遭遇了如此的慘敗呢？是蘇聯的科學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麼？當然絕不是的。細究起來，你會發現這就是視而不見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蘇聯發生了史上最悲慘的航天事故，航天員科馬羅夫在結束聯盟1號飛行任務時因飛船墜毀而不幸犧牲。該事故與同時期爆發的壹系列事故壹起讓蘇聯在航空競賽上慢了下來。但根據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顯示，蘇聯航天局的科學家、乃至航天員科馬羅夫本人，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飛船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發射升空了就有極大概率回不來了。但1967年剛好是蘇聯拾月革命50周年，蘇聯高層向航天部門施壓，為了展現蘇聯的制度優越性，必須強行上馬壹系列項目以“獻禮”。於是決策者為了“獻禮”就堂而皇之的無視了那些他們算得出、看得到的風險，以人命為兒戲，硬上、蠻幹。
類似的情況在蘇聯其他學科上還有很多，比如微電子研究領域，蘇聯學者明明已經認知到了基於半導體的晶體管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卻硬著頭皮走了拾多年死磕過時的電子管的彎路，原因僅僅是因為赫魯曉夫同志下達的最高指示要求相關部門搞好電子管。
再比如生物學領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數以萬計的相關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蘇聯科研人員在技術已經能夠看到DNA雙螺旋結構的情況下依然拒絕承認正確的孟德爾進化論思想，而堅持過時的“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原因僅僅是因為學術流氓李森科說服了斯大林同志，後者把孟德爾的進化論欽定為西方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而把李森科那壹套背書為蘇聯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行為是壹種漠視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義的諂媚，但顯而易見，這種行為透出的最鮮明的氣息，就是愚蠢。壹種視真相而不見、活脫脫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蘇聯的科學研究，在智力上當然無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層面，它透露壹種比對手更愚蠢的氣質。
所以愚蠢是壹種道德狀態，或曰壹種道德選擇——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後依然選擇無視；在明明擁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時候依然選擇放棄的選擇。愚蠢的行為只是它最終的外化，道德上的殘缺方才是它的實質。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就在我們的身邊，你幾乎隨處可見朋霍費爾所謂的這種“愚蠢”的人，他們在智力上未必有什麼殘疾、甚至在許多方面拾分精明、算計，但在言談和行為中就是透出這樣壹種“蠢”氣。交往中、飯桌上，當你跟他們談起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些屠殺、迫害和人為的饑荒、災難，他們除了在極個別情況下之外，都顯得麻木而漠不關心——“即便你說的這些都是事實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說這些幹什麼？都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我不想聽。”
如果你進壹步告訴她，歷史其實是現實的參照，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壹過的，如果我們沒有從歷史中獲得經驗與反思，人類已經犯過的錯誤還可能再犯，已經獲得的幸福生活也許會得而復失。他們會幹脆把耳朵堵上，覺得你說這些“大道理”煩透了，我就想過我的日子，小確幸。
然後你才會體會到，原來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什麼“精致利己”，就是壹種毫無遠見、能活壹天算壹天的——愚蠢。
“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接著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這是波士頓大屠殺紀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說明了壹場災難是怎樣對壹個愚蠢的人“溫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殘疾。
所以愚蠢是壹種道德狀態，愚蠢的人在拋棄了對他人的同情、與對公義的追求的同時，也將自己變成了徹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發生、愈演愈烈的風險，最終在這風險中覆滅。
朋霍費爾在寫作《論愚蠢》的時候，回憶了大量的他所接觸過的、在納粹時代生活的德國人，他發現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這些人也許受過很好的教育、從事科技含量極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們就是能對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拒絕警醒。
更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惡其實更難說服與戰勝，因為壹個單純邪惡、能做成壞事的人，是並沒有放棄邏輯力、和對事物的認知的，邪惡只是有壹套自己獨特的邏輯、和認知壁壘。這就意味著只要你能擊敗他的邏輯、把他從認知壁壘中拉出來，你還有希望能說服墮入邪惡的人，所以邪惡自身中就埋藏著毀滅自我的種子。
但愚蠢則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壹種道德狀態、道德選擇，是對壹些事實和道理的視而不見。所以你沒辦法和壹個徹底的蠢人擺事實、講道理，因為他會對你所有的事實和道理都選擇蔑而視之。
“飯都吃不上了，還有心思操心那個？”“飯都吃飽了，還操心那個幹什麼？”——這兩句最常掛在許多國人最邊上話，形象的說明了愚蠢到底是壹種怎樣的道德狀態。也顯然是古代帝制兩千多年愚民教育馴化最終得出的燦爛成果。它讓人像豬壹樣只關心吃飽沒吃飽。
而我們說豬很蠢，其實不是在說豬智商低（實際上豬在所有常見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為豬只關心吃飯的問題，吃飽喝足它就無所用心了，在沒有挨最終按宿命般的壹刀之前，它就那樣快樂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費爾認為愚蠢不是壹個心理學問題，而是壹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上的愚蠢是弱智，認知能力弱，記憶力弱，沒辦法進行健全的思維。但是我們經常會發現，有壹類人的智商並不低，可是你跟他們交往和談話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不是在跟壹個具體的人在交談或者爭辯，而只是在跟壹堆口號打交道。他們的頭腦被嚴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幾句類似於標語口號似的東西。
而他們就用這些標語口號來應對這個復雜的世界，他們的內心沒有接納這個世界，也沒有悉心認知這個世界的願望。之所以這樣，不是他們智力上有什麼問題，而是壹種特殊社會機制，或者說是壹種社會激勵體系，使得他逐漸放棄了有質感的語言和思想，讓頭腦變得壹片荒蕪。
而主動或被動的愚蠢，都往往會產生壹些伴生品——因為它的理想在於只關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會傾向於把其他所有的道德、榮譽乃至對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給壹個外物。於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這樣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溫床上。
比如叁年半前俄烏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對於俄羅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稱那樣，迅速的結束這場“特殊軍事行動”，俄為了這場戰爭將要付出的道德和經濟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實外界壹直是有爭論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體煞有其事的分析說：俄羅斯領導人那是什麼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觸到的信息、基於這些信息作出的判斷，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斷壹定是英明果斷的，睿智富有遠見的，是有壹盤大棋在下的，你們就瞧好吧！
這種“俄版大棋論”在當時的中文輿論場上流傳甚廣，每個家族群裡大約都有壹兩個人在傳吧。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被這些論主瘋狂推崇的俄決策者，其實也壓根沒有什麼大棋在下、魯莽開局後到底該怎麼收尾擦屁股，也是壹團抓瞎。
所以我們可以說，那些盲目鼓吹個人崇拜、見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萬歲、原地高潮的人，其實都是“”愚蠢”的典范——因為他們自己愚蠢，並甘於停留在這種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標語和口號。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嬰等待別人咀嚼過的食物壹樣，他們渴求、呼喚壹個能為他們生產這些口號和標語的人。
於是在人類歷史上，愚蠢總是和專制伴生的，如贰戰前的德國壹樣，壹個在群聚後整體呈現出愚蠢文化的受眾，會“呼喚”出壹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來統治他們，而希特勒上台後，為了方便自己的統治，又會有意加劇和強化德國人的愚蠢。1933年德國終結魏瑪共和國時代開啟納粹時代的“授權法案（德語：Erm?chtigungsgesetz）”，全稱其實叫《消除人民與國家痛苦法》，當時全德國都沒有幾個人覺得（或者敢公開說）這個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國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覺得政治這種事，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真的太痛苦了，是種折磨，有個元首來民眾“消除痛苦”，這不好嗎？
於是愚蠢就這樣滋生了法西斯，壹切看起來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們為什麼會自我閹割，甘於愚蠢？或者說，愚蠢在人類的公共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傳染性？
心理學上有壹個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實驗”，它是心理學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國進行的，實驗者每次向大家出示兩張卡片，其中壹張畫有標准線X，另壹張 畫有叁條直線A、B、C。
X的長度明 顯地與A、B、C叁條直線中的壹條等長。實驗者要求被試判斷X線與A、B、C叁條線中哪壹條線等長。
這本來是壹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很顯然答案應該選C。
但是，當實驗者刻意在受試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兒”（實驗合作者），並讓他們當著真實受試者的面選擇統壹的錯誤答案，比如B，當每組柒個人，錯誤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兒”重復了六次的時候，很少有真實受試者能堅持自己見解，依然選擇正確的C。
少到什麼程度呢？叁分之壹到肆分之壹，這還是在美國——天天強調獨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國。
“阿希實驗”在後來的研究中被反復重復，實驗者更換的問題都是最基礎、常識的，但得到的實驗結果卻驚人的壹致，事實證明常識的明顯程度根本無法戰勝更多的錯誤回答給真實受試者產生的“信息壓力”——前面說出錯誤答案的人越多，受試者就越容易放棄自我思考、而屈從於集體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煙無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那句“謊言重復壹千遍就是真理”，其實領先西方心理學研究數拾年。而在現實社會中，你看那些專家教授求醫問藥、有病有災的時候，也抵擋不住大師和托兒們合伙的叁兩句忽悠。如此低級的騙術總是屢試不爽。
當他們放棄思考，對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們就墮入了愚蠢之淵。
而在歷史文化中，我們會發現，壹個越大的群體，越強調集體而非個人的意志，這樣的現象就越走出實驗室和殺豬盤，而變得多發，成為壹種普遍的社會學現象。
人類的思維為什麼會留下這樣壹個因從眾而愚蠢的思維bug？這也許可以從進化上去尋找原因。
人類所屬的靈長目是壹種普遍群居的動物，在長達上千萬年的進化史上，人類的祖先都必須通過與所屬群體的合作來生存，甚至我們的語言，最初也是為了在族群內溝通和交流、而非獨立思考、認知世界才創造的。而對於壹只猿猴來講，服從和跟隨族群進行壹個錯誤的決定（比如去往壹片他知道很荒蕪、沒有果實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遠遠大於自己獨立行動。因為猿猴離開自己的族群是難以生存下來的，即便生存下來也無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爾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這個“特立獨行”的基因也會因為絕對數量太小、而“基因漂變”而淘汰掉。
於是久而久之，從眾就在基因層面成為了壹種刻入人類骨子裡的壹串代碼，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壓力沉重的群體當中，這種基因層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發。
它，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平庸之惡”、是勒龐所謂“烏合之眾”、是魯迅所謂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也是朋霍費爾所謂愚蠢——它是如此的頑固，以至於壹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復發，被無數的智者所提及，卻從未被醫治。
然而，人類畢竟已經不是猿猴，人類作為個體，要為群體所呈現的愚蠢負責，壹個生活在贰戰中的德國柏林、日本東京的人，不能因為自己只是對良知的視而不見，就減輕罪責，燃燒彈和戰敗的苦難，終歸會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時代的巨輪會碾碎所有冷漠、事不關己與小確幸。
“他們的認知對得起他們的苦難”，當然你可以這樣說，但這話其實是可以修正的，確切的講，人類基於膽怯而非無知所呈現的愚蠢，才是我們苦難的根源。
“不過，”朋霍費爾最後說，“在關於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壹點值得安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因為很長時期裡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認真而獨立的思想判斷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勇敢思考，直面真相與良知，才是對愚蠢真正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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