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AGI時代 當99%的人類價值歸零 資本主義會幸存?
後面很自然地就會接續到AI上,因為這可能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看到的最顛覆性、最具突破性的重大技術。
郝博陽: 你覺得技術對於整個世界運作的作用有多大?
張笑宇: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特別基礎性的。我現在看人類世界或者人類文明的演化史,會傾向於用這樣壹個框架:本質上,人類這個物種和族群是地球生物圈的某種函數。
底層的生態、氣候、地理決定生物圈的分布,然後生物圈的分布會影響人群的分布,接下來,人類的政治、社會、生活又是人類這個物種族群演化的某種函數。而我們的思想、生活習慣、意識形態,又是這個政治社會生態的某種函數。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技術的作用非常根本。因為它可以改變族群的分布,以及你跟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這是從最底層開始的改變。所以,以前的政治研究忽略掉了科技的影響,肯定是不行的。
郝博陽: 原來的政治研究基本上都沒有人往技術這個方向去研究。
張笑宇: 因為人類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自覺,壹直到18、19世紀才開始。你可以想象,技術對我們整個現代社會價值觀其實是個很嚴重的挑戰。
如果你認為我們今天的現代政治價值觀是建立在啟蒙運動的基礎上,那你就要意識到,盧梭是沒有見過工業革命的。更近壹點的托克維爾,他僅僅是在工業革命開始爆發的前沿,可能有壹點思考,但是沒有真正認真、嚴肅、深度地觸及它的內核。
但是我們今天歐美社會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的價值觀,是建立在這些沒見過工業革命的人的思想上面的。
郝博陽:但是後邊也有馬克思或者韋伯這樣壹些人去解釋,但更多的可能是解釋市場關系,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模式。
張笑宇: 他們不把技術當做壹個與社會制度分析直接相關的、特別重要的變量。
如果要說真正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我第壹個想到的名字是凡勃倫,就是《有閒階級論》的作者。他確實在書裡講過,工業社會對於中產階級的影響,是讓中產階級的思維特別理性化,而上等階級和下等階級都不是這樣想的。
為什麼會特別理性化?因為當時的美國中產階級在19世紀晚期,是被工業革命滋養起來的。你身在制造業的環境中,機器是理性化的,所以你認為這個世界也是理性化的。這是我看到的第壹個特別有自覺的、關於機器怎麼塑造人的底層世界觀的思考。
郝博陽: 您研究AI差不多兩叁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您有什麼想法上的轉變嗎?
張笑宇: 坦白講,回到兩叁年前,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思考,但那個時候我們更多是從“怎麼辦”去想的。
當時我們設想AI可能帶來的很多挑戰是很具體的,比如說虛假信息、偽造人臉、侵犯隱私權,或者AI未來代替人類工作,你需要有全民基本收入(UBI),需要有其他的治理模式等等。但是整體來講,你都是在討論“怎麼辦”。
兩年過去之後,我發現其實比“怎麼辦”更重要的,是“怎麼看”或者“怎麼想”。
我的研究感覺更轉向了壹個非常結構性的重大沖擊。就像蒸汽機改變人類社會之後,“怎麼辦”的人聚焦於蒸汽機可以為我們生產什麼;但是“怎麼看”或者“怎麼想”的人就會想,蒸汽機在社會結構上完全淘汰了壹個舊階級,創造出很多新階級。在這個新階級裡,比如說資本家和工人,他們的權力結構,其實是根據他們對機器的控制權的遠近來分配的。
舉個例子,其實在蒸汽機時代的工人話語權比石油時代更強。為什麼?因為蒸汽機時代的工人可以直接決定煤炭能不能送到機器邊上,那個時候壹罷工就把老板的脖子卡住了。但是後來到了石油時代,能源運輸用的是管道,是自動化的。自動化壹定會讓工人的話語權縮小,工人卡不了脖子了。
所以我覺得AI今天也是這樣。我們已經意識到它可以對人類社會有壹個整體的巨大沖擊,所以你要提煉出幾個基本的原理來觀察它。
首先你要有壹個自己的思維框架,這個思維框架是由壹批原理構成的,是你去理解這個事情的思維方式。所以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討論這裡面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2. 讀懂AI時代社會的基本原理:湧現法則和人類當量
郝博陽:在這個AI時代,您發現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張笑宇:第壹個叫湧現法則。簡單說,就是當規模足夠大、規則足夠簡單時,系統就能從低層次演化出高層次的復雜現象。比如,簡單的細胞湧現出復雜的器官,簡單的神經元湧現出大腦和意識。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最有名的就是Scaling Law(規模法則),當模型規模足夠大,智能就會自然湧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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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郝博陽: 你覺得技術對於整個世界運作的作用有多大?
張笑宇: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特別基礎性的。我現在看人類世界或者人類文明的演化史,會傾向於用這樣壹個框架:本質上,人類這個物種和族群是地球生物圈的某種函數。
底層的生態、氣候、地理決定生物圈的分布,然後生物圈的分布會影響人群的分布,接下來,人類的政治、社會、生活又是人類這個物種族群演化的某種函數。而我們的思想、生活習慣、意識形態,又是這個政治社會生態的某種函數。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技術的作用非常根本。因為它可以改變族群的分布,以及你跟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這是從最底層開始的改變。所以,以前的政治研究忽略掉了科技的影響,肯定是不行的。
郝博陽: 原來的政治研究基本上都沒有人往技術這個方向去研究。
張笑宇: 因為人類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自覺,壹直到18、19世紀才開始。你可以想象,技術對我們整個現代社會價值觀其實是個很嚴重的挑戰。
如果你認為我們今天的現代政治價值觀是建立在啟蒙運動的基礎上,那你就要意識到,盧梭是沒有見過工業革命的。更近壹點的托克維爾,他僅僅是在工業革命開始爆發的前沿,可能有壹點思考,但是沒有真正認真、嚴肅、深度地觸及它的內核。
但是我們今天歐美社會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的價值觀,是建立在這些沒見過工業革命的人的思想上面的。
郝博陽:但是後邊也有馬克思或者韋伯這樣壹些人去解釋,但更多的可能是解釋市場關系,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模式。
張笑宇: 他們不把技術當做壹個與社會制度分析直接相關的、特別重要的變量。
如果要說真正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我第壹個想到的名字是凡勃倫,就是《有閒階級論》的作者。他確實在書裡講過,工業社會對於中產階級的影響,是讓中產階級的思維特別理性化,而上等階級和下等階級都不是這樣想的。
為什麼會特別理性化?因為當時的美國中產階級在19世紀晚期,是被工業革命滋養起來的。你身在制造業的環境中,機器是理性化的,所以你認為這個世界也是理性化的。這是我看到的第壹個特別有自覺的、關於機器怎麼塑造人的底層世界觀的思考。
郝博陽: 您研究AI差不多兩叁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您有什麼想法上的轉變嗎?
張笑宇: 坦白講,回到兩叁年前,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思考,但那個時候我們更多是從“怎麼辦”去想的。
當時我們設想AI可能帶來的很多挑戰是很具體的,比如說虛假信息、偽造人臉、侵犯隱私權,或者AI未來代替人類工作,你需要有全民基本收入(UBI),需要有其他的治理模式等等。但是整體來講,你都是在討論“怎麼辦”。
兩年過去之後,我發現其實比“怎麼辦”更重要的,是“怎麼看”或者“怎麼想”。
我的研究感覺更轉向了壹個非常結構性的重大沖擊。就像蒸汽機改變人類社會之後,“怎麼辦”的人聚焦於蒸汽機可以為我們生產什麼;但是“怎麼看”或者“怎麼想”的人就會想,蒸汽機在社會結構上完全淘汰了壹個舊階級,創造出很多新階級。在這個新階級裡,比如說資本家和工人,他們的權力結構,其實是根據他們對機器的控制權的遠近來分配的。
舉個例子,其實在蒸汽機時代的工人話語權比石油時代更強。為什麼?因為蒸汽機時代的工人可以直接決定煤炭能不能送到機器邊上,那個時候壹罷工就把老板的脖子卡住了。但是後來到了石油時代,能源運輸用的是管道,是自動化的。自動化壹定會讓工人的話語權縮小,工人卡不了脖子了。
所以我覺得AI今天也是這樣。我們已經意識到它可以對人類社會有壹個整體的巨大沖擊,所以你要提煉出幾個基本的原理來觀察它。
首先你要有壹個自己的思維框架,這個思維框架是由壹批原理構成的,是你去理解這個事情的思維方式。所以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討論這裡面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2. 讀懂AI時代社會的基本原理:湧現法則和人類當量
郝博陽:在這個AI時代,您發現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張笑宇:第壹個叫湧現法則。簡單說,就是當規模足夠大、規則足夠簡單時,系統就能從低層次演化出高層次的復雜現象。比如,簡單的細胞湧現出復雜的器官,簡單的神經元湧現出大腦和意識。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最有名的就是Scaling Law(規模法則),當模型規模足夠大,智能就會自然湧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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