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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AGI时代 当99%的人类价值归零 资本主义会幸存?
后AGI时代 当99%的人类价值归零 资本主义会幸存?后AGI时代 当99%的人类价值归零 资本主义会幸存?
后面很自然地就会接续到AI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到的最颠覆性、最具突破性的重大技术。
郝博阳： 你觉得技术对于整个世界运作的作用有多大？
张笑宇：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特别基础性的。我现在看人类世界或者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会倾向于用这样一个框架：本质上，人类这个物种和族群是地球生物圈的某种函数。
底层的生态、气候、地理决定生物圈的分布，然后生物圈的分布会影响人群的分布，接下来，人类的政治、社会、生活又是人类这个物种族群演化的某种函数。而我们的思想、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又是这个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函数。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技术的作用非常根本。因为它可以改变族群的分布，以及你跟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这是从最底层开始的改变。所以，以前的政治研究忽略掉了科技的影响，肯定是不行的。
郝博阳： 原来的政治研究基本上都没有人往技术这个方向去研究。
张笑宇： 因为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自觉，一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你可以想象，技术对我们整个现代社会价值观其实是个很严重的挑战。
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的现代政治价值观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那你就要意识到，卢梭是没有见过工业革命的。更近一点的托克维尔，他仅仅是在工业革命开始爆发的前沿，可能有一点思考，但是没有真正认真、严肃、深度地触及它的内核。
但是我们今天欧美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些没见过工业革命的人的思想上面的。
郝博阳：但是后边也有马克思或者韦伯这样一些人去解释，但更多的可能是解释市场关系，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模式。
张笑宇： 他们不把技术当做一个与社会制度分析直接相关的、特别重要的变量。
如果要说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凡勃伦，就是《有闲阶级论》的作者。他确实在书里讲过，工业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影响，是让中产阶级的思维特别理性化，而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都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会特别理性化？因为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在19世纪晚期，是被工业革命滋养起来的。你身在制造业的环境中，机器是理性化的，所以你认为这个世界也是理性化的。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特别有自觉的、关于机器怎么塑造人的底层世界观的思考。
郝博阳： 您研究AI差不多两三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想法上的转变吗？
张笑宇： 坦白讲，回到两三年前，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思考，但那个时候我们更多是从“怎么办”去想的。
当时我们设想AI可能带来的很多挑战是很具体的，比如说虚假信息、伪造人脸、侵犯隐私权，或者AI未来代替人类工作，你需要有全民基本收入（UBI），需要有其他的治理模式等等。但是整体来讲，你都是在讨论“怎么办”。
两年过去之后，我发现其实比“怎么办”更重要的，是“怎么看”或者“怎么想”。
我的研究感觉更转向了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重大冲击。就像蒸汽机改变人类社会之后，“怎么办”的人聚焦于蒸汽机可以为我们生产什么；但是“怎么看”或者“怎么想”的人就会想，蒸汽机在社会结构上完全淘汰了一个旧阶级，创造出很多新阶级。在这个新阶级里，比如说资本家和工人，他们的权力结构，其实是根据他们对机器的控制权的远近来分配的。
举个例子，其实在蒸汽机时代的工人话语权比石油时代更强。为什么？因为蒸汽机时代的工人可以直接决定煤炭能不能送到机器边上，那个时候一罢工就把老板的脖子卡住了。但是后来到了石油时代，能源运输用的是管道，是自动化的。自动化一定会让工人的话语权缩小，工人卡不了脖子了。
所以我觉得AI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意识到它可以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巨大冲击，所以你要提炼出几个基本的原理来观察它。
首先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思维框架，这个思维框架是由一批原理构成的，是你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思维方式。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讨论这里面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2. 读懂AI时代社会的基本原理：涌现法则和人类当量
郝博阳：在这个AI时代，您发现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张笑宇：第一个叫涌现法则。简单说，就是当规模足够大、规则足够简单时，系统就能从低层次演化出高层次的复杂现象。比如，简单的细胞涌现出复杂的器官，简单的神经元涌现出大脑和意识。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最有名的就是Scaling Law（规模法则），当模型规模足够大，智能就会自然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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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博阳： 你觉得技术对于整个世界运作的作用有多大？
张笑宇：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特别基础性的。我现在看人类世界或者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会倾向于用这样一个框架：本质上，人类这个物种和族群是地球生物圈的某种函数。
底层的生态、气候、地理决定生物圈的分布，然后生物圈的分布会影响人群的分布，接下来，人类的政治、社会、生活又是人类这个物种族群演化的某种函数。而我们的思想、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又是这个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函数。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技术的作用非常根本。因为它可以改变族群的分布，以及你跟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这是从最底层开始的改变。所以，以前的政治研究忽略掉了科技的影响，肯定是不行的。
郝博阳： 原来的政治研究基本上都没有人往技术这个方向去研究。
张笑宇： 因为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自觉，一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你可以想象，技术对我们整个现代社会价值观其实是个很严重的挑战。
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的现代政治价值观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那你就要意识到，卢梭是没有见过工业革命的。更近一点的托克维尔，他仅仅是在工业革命开始爆发的前沿，可能有一点思考，但是没有真正认真、严肃、深度地触及它的内核。
但是我们今天欧美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些没见过工业革命的人的思想上面的。
郝博阳：但是后边也有马克思或者韦伯这样一些人去解释，但更多的可能是解释市场关系，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模式。
张笑宇： 他们不把技术当做一个与社会制度分析直接相关的、特别重要的变量。
如果要说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凡勃伦，就是《有闲阶级论》的作者。他确实在书里讲过，工业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影响，是让中产阶级的思维特别理性化，而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都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会特别理性化？因为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在19世纪晚期，是被工业革命滋养起来的。你身在制造业的环境中，机器是理性化的，所以你认为这个世界也是理性化的。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特别有自觉的、关于机器怎么塑造人的底层世界观的思考。
郝博阳： 您研究AI差不多两三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想法上的转变吗？
张笑宇： 坦白讲，回到两三年前，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思考，但那个时候我们更多是从“怎么办”去想的。
当时我们设想AI可能带来的很多挑战是很具体的，比如说虚假信息、伪造人脸、侵犯隐私权，或者AI未来代替人类工作，你需要有全民基本收入（UBI），需要有其他的治理模式等等。但是整体来讲，你都是在讨论“怎么办”。
两年过去之后，我发现其实比“怎么办”更重要的，是“怎么看”或者“怎么想”。
我的研究感觉更转向了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重大冲击。就像蒸汽机改变人类社会之后，“怎么办”的人聚焦于蒸汽机可以为我们生产什么；但是“怎么看”或者“怎么想”的人就会想，蒸汽机在社会结构上完全淘汰了一个旧阶级，创造出很多新阶级。在这个新阶级里，比如说资本家和工人，他们的权力结构，其实是根据他们对机器的控制权的远近来分配的。
举个例子，其实在蒸汽机时代的工人话语权比石油时代更强。为什么？因为蒸汽机时代的工人可以直接决定煤炭能不能送到机器边上，那个时候一罢工就把老板的脖子卡住了。但是后来到了石油时代，能源运输用的是管道，是自动化的。自动化一定会让工人的话语权缩小，工人卡不了脖子了。
所以我觉得AI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意识到它可以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巨大冲击，所以你要提炼出几个基本的原理来观察它。
首先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思维框架，这个思维框架是由一批原理构成的，是你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思维方式。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讨论这里面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2. 读懂AI时代社会的基本原理：涌现法则和人类当量
郝博阳：在这个AI时代，您发现的基本原理有哪些？
张笑宇：第一个叫涌现法则。简单说，就是当规模足够大、规则足够简单时，系统就能从低层次演化出高层次的复杂现象。比如，简单的细胞涌现出复杂的器官，简单的神经元涌现出大脑和意识。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最有名的就是Scaling Law（规模法则），当模型规模足够大，智能就会自然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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