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替特朗普而死"的枪击案 掀开了美利益集团的角逐
当地时间10日中午，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在演讲时遭枪击身亡。而事发时，“拥枪派”的柯克正与现场观众辩论美国的枪支议题。随后，特朗普下令全美降半旗志哀，并将政治暴力归咎于“激进左派”长期妖魔化不同政见者。这一表态一如他去年从枪击中幸存后，一方面借机猛攻政治对手，另一方面则绝口不提管控枪支暴力。那么，在经历了诸多暴力事件后，美国的枪支管控为何已成“死结”？
本文指出，美国的枪支管控深受一批利益集团的影响。具体而言，通过选举制度，利益集团能借助金钱捐赠影响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例如，美国步枪协会每年花费近2.5 亿美元，主要用于资助政治竞选、游说国会和广告支出。在民主党“控枪”、共和党“拥枪”的极化情境中，主张持枪自由的利益集团受益于政策的反复摇摆，枪支管控难以持续。而美国立法机构规定，在枪支犯罪案中，枪支制造商可豁免诉讼，这阻止了一部分追责枪支行业的诉讼立案。
近年来，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加强枪支管控的呼声。然而，美国的枪支文化已默认持枪自由，控枪不是禁枪。美国公民持枪自由的权利被写入了美国宪法，全面禁枪属于违宪。当前，美国控枪人士的诉求在于，禁用某种类型的枪支（隐蔽且便携的手枪、有大容量子弹弹匣的攻击性机关枪等）、禁止未通过背景审查的人持枪（未成年人、逃犯、使用管制药物的人、有特定精神病史的人等）。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奥巴马任内关于枪支管控的行政令被废除，推动控枪政策举步维艰。由于美国的枪支管控政策在联邦层面相对较少，而各州之间差别很大，枪支可以从管控程度较低的州流向管控程度较高的州，这使得已有的枪支管控政策进一步失守。
本文原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辨析。
从利益集团驱动到无效的政府规制
—— 基于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研究
▍问题的提出
持枪自由是美国社会区别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持枪自由所引发的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推动了枪支管控的立法进程。威廉·梅耶（William G. Mayer）根据基于 1959~1988 年的一些民意测验形成的调查报告得出，公众对于枪支管控的态度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都比较稳定，略高于 70% 的公众赞成要求人们在购买枪支之前必须获得警察许可的立法。盖洛普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间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受访的美国人认为，火器销售的法律应该更严格一些，而只有 7% 的公众希望放松法律限制。但是，美国枪支暴力档案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2021 年全美与枪支暴力相关的死亡人数为 32077 人，受伤人数为 29583 人。直觉上看，既然持枪自由加剧了美国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那么为改善社会治安，枪支应该被禁用，或者说政府至少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枪支的持有和使用。而且，美国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由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其优势通常被认为是政府能够对民众的诉求有比较直接的回应。问题是，虽然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有 60% 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加强枪支管控，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持枪自由的政策没有变化？
既有研究倾向于从法律、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视角来解释美国的持枪自由政策。高丽娜的研究认为，在美国政党政治与枪支文化的影响下，很难通过修宪来限制枪支并禁枪。蒂莫西·立顿（Timothy D. Lytton）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出发，认为枪支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杀伤性武器的营销增长，从而使得枪支管控变得困难。江振春聚焦于文化层面，强调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思想冲突使得难以就枪支管控问题达成社会共识。袁征认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定权利、利益集团与党派分歧等因素的交织使得禁枪之路漫长。尽管既有研究对美国持枪自由政策解释的视角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倾向于从单一因素或者多元因素分别对美国持枪自由的政策做出解释，但对美国国内政治中与枪支有关的行为体的互动与博弈关注不足；二是，既有研究倾向于将禁枪作为枪支管控的主要内容与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内容也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化。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运用国内政治博弈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利益集团对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影响，其次从政府规制的视角来探讨当前的美国枪支管控政策。
▍利益集团影响下的美国枪支管控政策
本部分基于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运用国内政治博弈的观点，从行为体动机、制度环境、策略选择和结果这四个方面分析利益集团对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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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美国的枪支管控深受一批利益集团的影响。具体而言，通过选举制度，利益集团能借助金钱捐赠影响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例如，美国步枪协会每年花费近2.5 亿美元，主要用于资助政治竞选、游说国会和广告支出。在民主党“控枪”、共和党“拥枪”的极化情境中，主张持枪自由的利益集团受益于政策的反复摇摆，枪支管控难以持续。而美国立法机构规定，在枪支犯罪案中，枪支制造商可豁免诉讼，这阻止了一部分追责枪支行业的诉讼立案。
近年来，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加强枪支管控的呼声。然而，美国的枪支文化已默认持枪自由，控枪不是禁枪。美国公民持枪自由的权利被写入了美国宪法，全面禁枪属于违宪。当前，美国控枪人士的诉求在于，禁用某种类型的枪支（隐蔽且便携的手枪、有大容量子弹弹匣的攻击性机关枪等）、禁止未通过背景审查的人持枪（未成年人、逃犯、使用管制药物的人、有特定精神病史的人等）。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奥巴马任内关于枪支管控的行政令被废除，推动控枪政策举步维艰。由于美国的枪支管控政策在联邦层面相对较少，而各州之间差别很大，枪支可以从管控程度较低的州流向管控程度较高的州，这使得已有的枪支管控政策进一步失守。
本文原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辨析。
从利益集团驱动到无效的政府规制
—— 基于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研究
▍问题的提出
持枪自由是美国社会区别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持枪自由所引发的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推动了枪支管控的立法进程。威廉·梅耶（William G. Mayer）根据基于 1959~1988 年的一些民意测验形成的调查报告得出，公众对于枪支管控的态度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都比较稳定，略高于 70% 的公众赞成要求人们在购买枪支之前必须获得警察许可的立法。盖洛普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间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受访的美国人认为，火器销售的法律应该更严格一些，而只有 7% 的公众希望放松法律限制。但是，美国枪支暴力档案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2021 年全美与枪支暴力相关的死亡人数为 32077 人，受伤人数为 29583 人。直觉上看，既然持枪自由加剧了美国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那么为改善社会治安，枪支应该被禁用，或者说政府至少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枪支的持有和使用。而且，美国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由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其优势通常被认为是政府能够对民众的诉求有比较直接的回应。问题是，虽然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有 60% 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加强枪支管控，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持枪自由的政策没有变化？
既有研究倾向于从法律、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视角来解释美国的持枪自由政策。高丽娜的研究认为，在美国政党政治与枪支文化的影响下，很难通过修宪来限制枪支并禁枪。蒂莫西·立顿（Timothy D. Lytton）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出发，认为枪支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杀伤性武器的营销增长，从而使得枪支管控变得困难。江振春聚焦于文化层面，强调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思想冲突使得难以就枪支管控问题达成社会共识。袁征认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定权利、利益集团与党派分歧等因素的交织使得禁枪之路漫长。尽管既有研究对美国持枪自由政策解释的视角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倾向于从单一因素或者多元因素分别对美国持枪自由的政策做出解释，但对美国国内政治中与枪支有关的行为体的互动与博弈关注不足；二是，既有研究倾向于将禁枪作为枪支管控的主要内容与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内容也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化。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运用国内政治博弈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利益集团对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影响，其次从政府规制的视角来探讨当前的美国枪支管控政策。
▍利益集团影响下的美国枪支管控政策
本部分基于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运用国内政治博弈的观点，从行为体动机、制度环境、策略选择和结果这四个方面分析利益集团对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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