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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就获诺奖 爱妻是华裔 医学界传奇大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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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关于逆转录酶的发现，影响远超病毒学本身——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分子生物学，并为逆转录病毒学和癌症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中心法则认为，遗传信息是从DNA单向流向RNA再流向蛋白质，而逆转录酶和逆转录病毒的发现，表明了遗传信息可以在DNA和RNA之间双向流动，从而对“中心法则”做出了重要补充。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大卫·巴尔的摩重组了自己的实验室，重新将重点放在免疫学和病毒学上，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
1982年，巴尔的摩用爱德华·C·“杰克”·怀特黑德（Jack Whitehead，实业家兼慈善家）捐赠的1.35亿美元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
△捐赠人杰克·怀特海德（左）和巴尔的摩 图源怀特黑德研究所官网
1986年，巴尔的摩发现了一个关键转录因子——NF-κB，其在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以及病毒调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引发了“信息爆炸”，成为了过去几十年中研究最为深入的信号转导范例之一。
1988年和1989年，巴尔的摩发现重组激活基因（RAG）编码的RAG-1和RAG-2蛋白是介导免疫球蛋白和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的核心重组酶，这一发现对于确定免疫系统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对特定分子具有特异性至关重要。该发现被大卫·巴尔的摩认为这是自己在免疫学领域的最重要发现。
1990年，巴尔的摩发现并证明了一种名为BCR-ABL的融合蛋白足以刺激细胞生长并引发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这一发现为后来著名的抗癌药物伊马替尼（格列卫）奠定了基础，该药物通过抑制BCR-ABL蛋白，在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并在治疗胃肠道间质瘤（GIST）方面显示出希望。
同年，大卫·巴尔的摩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的第六任校长，但仅仅一年半后，他因涉及泰瑞莎·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的学术不端指控而辞任校长职务——那件事即为备受争议的“巴尔的摩事件”。
1994年，巴尔的摩重返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
1997年，大卫·巴尔的摩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
2005年，他辞去校长职务，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除其他工作外，巴尔的摩建立了一种新方法以帮助抗击癌症，研发了一种新的高效基因疗法以防止HIV感染免疫系统中的单个细胞，并开发了一种生产转基因小鼠的新方法。
他还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致力于全球范围的HIV疫苗研究。
直至2019年，巴尔的摩将实验室交由年轻人接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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