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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就获诺奖 爱妻是华裔 医学界传奇大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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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大三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在冷泉港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夏天，由此接触了分子生物学，并在这里了结识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噬菌体研究先驱，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和赛勒斯·莱文塔尔（Cyrus Levinthal，蛋白质折叠研究先驱）。
1960年，大卫·巴尔的摩以优异的成绩从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进入MIT读研究生。一年后他转到洛克菲勒大学，并在此做出了关于病毒复制及其对细胞代谢影响的基础性发现，包括首次描述了RNA复制酶。
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于1963年（25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MIT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的摩在洛克菲勒大学求学的18个月发表了10篇论文，除其中一篇之外，他是所有文章的主要作者。
另一边，20世纪50年代末，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在加州理工学院阐明了DNA肿瘤病毒如何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到了20世纪60年代，杜尔贝科的学生霍华德·M·特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一种RNA肿瘤病毒也可能通过生成自身的DNA拷贝来感染健康细胞。
然而，当时的学界共识认为细胞中遗传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特敏的设想并没有得到重视。
1965年，年仅27岁的大卫·巴尔的摩接受杜尔贝科的邀请，在新成立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担任独立研究员，在此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RNA的复制。
在此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做出了一项重要发现：
脊髓灰质炎病毒将其蛋白质作为一个大的多聚蛋白产生，随后再被加工成单独的功能性多肽。
196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黄诗厚（Alice Huang）以博士后身份加入了他的团队，当时，黄诗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水疱性口炎病毒（VSV）。
1968年，巴尔的摩再次受萨尔瓦多·卢里亚邀请加入MIT，担任微生物学副教授，黄诗厚也来到MIT继续研究。在MIT工作期间，他们一起发现了VSV的复制涉及病毒颗粒内的RNA依赖的RNA聚合酶，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策略来复制其RNA基因组，VSV以单链负链RNA的形式进入宿主细胞，但携带有RNA聚合酶，以刺激RNA的转录和复制过程。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大卫·巴尔的摩进一步研究了两种RNA病毒：劳斯鼠白血病病毒和劳斯肉瘤病毒，进而发现了逆转录酶。后来他又找到了逆转录病毒，这类病毒利用RNA模板催化合成病毒DNA。
1970年，巴尔的摩与特敏分别通过独立的实验，证明了逆转录酶的存在。
这是一个精妙的巧合，他们并非合作，而是近乎同时提交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区别在于，特敏使用的是禽肌母细胞瘤病毒（avian myeloblastosis virus），而巴尔的摩则研究劳舍小鼠白血病病毒（Rauscher murine leukemia virus）与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
巴尔的摩的手稿在1970年6月2日寄到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特敏的手稿则在6月15日寄到。该杂志在6月27日的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论文发表的速度充分说明了他们发现的重要性。
由于以上工作，杜尔贝科、特敏与巴尔的摩三人共享了1975年诺贝尔奖。获奖时，巴尔的摩只有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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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1960年，大卫·巴尔的摩以优异的成绩从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进入MIT读研究生。一年后他转到洛克菲勒大学，并在此做出了关于病毒复制及其对细胞代谢影响的基础性发现，包括首次描述了RNA复制酶。
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于1963年（25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MIT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的摩在洛克菲勒大学求学的18个月发表了10篇论文，除其中一篇之外，他是所有文章的主要作者。
另一边，20世纪50年代末，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在加州理工学院阐明了DNA肿瘤病毒如何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到了20世纪60年代，杜尔贝科的学生霍华德·M·特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一种RNA肿瘤病毒也可能通过生成自身的DNA拷贝来感染健康细胞。
然而，当时的学界共识认为细胞中遗传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特敏的设想并没有得到重视。
1965年，年仅27岁的大卫·巴尔的摩接受杜尔贝科的邀请，在新成立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担任独立研究员，在此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RNA的复制。
在此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做出了一项重要发现：
脊髓灰质炎病毒将其蛋白质作为一个大的多聚蛋白产生，随后再被加工成单独的功能性多肽。
196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黄诗厚（Alice Huang）以博士后身份加入了他的团队，当时，黄诗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水疱性口炎病毒（VSV）。
1968年，巴尔的摩再次受萨尔瓦多·卢里亚邀请加入MIT，担任微生物学副教授，黄诗厚也来到MIT继续研究。在MIT工作期间，他们一起发现了VSV的复制涉及病毒颗粒内的RNA依赖的RNA聚合酶，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策略来复制其RNA基因组，VSV以单链负链RNA的形式进入宿主细胞，但携带有RNA聚合酶，以刺激RNA的转录和复制过程。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大卫·巴尔的摩进一步研究了两种RNA病毒：劳斯鼠白血病病毒和劳斯肉瘤病毒，进而发现了逆转录酶。后来他又找到了逆转录病毒，这类病毒利用RNA模板催化合成病毒DNA。
1970年，巴尔的摩与特敏分别通过独立的实验，证明了逆转录酶的存在。
这是一个精妙的巧合，他们并非合作，而是近乎同时提交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区别在于，特敏使用的是禽肌母细胞瘤病毒（avian myeloblastosis virus），而巴尔的摩则研究劳舍小鼠白血病病毒（Rauscher murine leukemia virus）与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
巴尔的摩的手稿在1970年6月2日寄到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特敏的手稿则在6月15日寄到。该杂志在6月27日的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论文发表的速度充分说明了他们发现的重要性。
由于以上工作，杜尔贝科、特敏与巴尔的摩三人共享了1975年诺贝尔奖。获奖时，巴尔的摩只有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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