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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間:網暴漩渦中的產科醫生
生死之間:網暴漩渦中的產科醫生生死之間:網暴漩渦中的產科醫生
2025年8月1日，因叁起醫療糾紛遭遇7個月網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邵曉蓓留下“為我正名”的遺言，自殺離世。
據邵醫生丈夫向媒體透露，叁起糾紛的患者家屬在互聯網平台上通過互推作品吸引網絡水軍，散布謠言攻擊邵醫生，邵醫生本人的社交賬號及醫院官方賬號的評論區也充斥著大量謾罵詆毀。目前，當地啟動的事件聯合調查組還未公布調查結果。在譴責網絡暴力的同時，這壹悲劇將產科醫護人員的工作與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這並非孤例。
2024年，時任上海第壹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曾在微博發表有關產科困局的長文，疾呼“救救產科”。因為生活和育兒成本上升、社會結構轉型、女性對自我價值的重視等因素，近年來，我國醫院的分娩量持續下降。然而新生兒數量的下降，並未給產科醫生和護士帶來工作量的明顯下降及自身職業滿意度的上升。各方調查結果顯示，在醫院眾多科室中，產科的工作壓力、醫療糾紛數量、離職人數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職業吸引力卻逐年走低。
在過去幾拾年裡，“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環曾經照耀著產科工作者，成為他們積極工作的動力。在執業環境不理想的當下，這樣的光環還在嗎？如何理性看待醫療糾紛、促成醫患問題的解決？《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相關領域的執業律師與學者，及產科醫生和孕產婦。雖然醫生們對於職業規劃和生活方式追求不壹，但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醫療系統從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產科需要適應新的就醫需求和發展趨勢。醫患雙方在各自維權時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傾聽彼此。“醫療診治和孕育新生，說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動，需要用心對待。”
忙，急，險
“壹個理想的產科醫生應該是怎樣的？”
面對我拋出的這個問題，劉楠沉默了幾秒。“我沒有想象過。我不知道理想的醫生是怎麼樣的。但我知道，現在離職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沒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從產科急診室裡出來的劉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繼續從事這個職業，未來會有無數個這樣的時刻。”當天晚上，她給科主任發了離職申請。
劉楠本科臨床醫學，碩士期間婦產科方向。在研究生輪轉期間，她意識到了自己對這份工作的抗拒。“為什麼年輕醫生普遍覺得累？因為問病史、寫病歷、開化驗單檢查單和醫囑，和上級醫生壹起做手術，日常醫患溝通，都是由住院醫師來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壹般停不下來。”
“這幾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嗎，產科工作量還很大嗎？”我們問起受訪的醫生和產婦們。
“省市級婦幼醫院，還有那些名聲在外的綜合叁甲醫院基本上還是爆滿。”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婦幼建檔，產檢則在壹家全國有名的叁甲醫院做。“掛這家的普通產科黃牛號基本兩叁千塊壹個，專家號要肆伍千。每天都有產婦拿露營的小凳子、小馬扎排隊。我們中午在醫院吃飯，但總是沒有凳子坐，因為人多，地方顯得實在太緊湊了。”
對醫生護士而言，“臨戰”是產科夜班的常態：通常肆伍天輪壹個（或兩個）夜班，理論上夜班從下午5點上到次日早上8點，但處理病例、查房、開會加寫病歷，下夜班常常要延遲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沒有手術或緊急情況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說胎兒窘迫、產後大出血等緊急情況帶給所有醫生的心理壓力。
周口邵醫生被網暴的醫療糾紛之壹源自產婦生產時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發生率為10萬分之1.8到7.7，屬於極為罕見又凶險的並發症。長期從事醫學社會學研究的清華大學教授景軍歎道，“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字，我國羊水栓塞排在產後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壓、孕婦心髒病之後，是孕產婦生命的第肆大殺手。而切除子宮手術是針對完全無法控制的缺血問題，但是這種疾病來勢凶猛，來了就容易‘要命’，壹直是全世界產科大夫的壹大頭疼問題。”受訪的醫生們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產婦和嬰兒都救活，足以說明邵醫生業務能力非常強。”
自衛校畢業後，謝艾怡在西北的某家縣城人民醫院工作了35年，多年擔任婦產科主任。叁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繼續工作。即便“身經百戰”，每個有產婦來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崗位時壹樣，拾贰分地小心。
“我們這裡，只要有壹個孕產婦死亡，就要問責。”謝艾怡本是性情溫和的人，幹產科後“肝腸都搞得急躁起來”。她說做產科醫生要膽大心細，“太怕犯錯不行”；在資源有限的地方當產科主任，更得“會哭會鬧”，要學會競爭。每回碰上急救手術，她總是啪地拿起電話，大喊：“（兒）科（檢驗）科XX科，你快把人給我叫到！血多長時間給我送來？！”
“壹旦發生產科搶救，涉及兩條甚至多條生命（多胞胎），力量就得集中到這裡，你要去跟院長吼，給你組織強力團隊，送血、送藥、要車，你都要能吼出來。”遇到業務不熟練的，她會急出爆脾氣。“做新生兒窒息復蘇搶救，有的助產士動作怎麼都教不會，我氣得都快上手了。”
重症醫學科大夫英子多次參與產科急救。她告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級別較高、規模大的綜合公立醫院配有介入和重症科、輸血科等，有具備多年搶救經驗的“大牌產科醫生”，比私立產科更具備緊急搶救能力。壹般高齡、有合並症的孕產婦都會選擇或被醫生推向這類醫院。“國家對生產安全要求很高，任何壹個孕產婦出了問題，產科都會有極大壓力。可以說壹年的辛苦、所有的成果，都不及壹例事故。所以產科常年處於‘燃盡’的狀態：態度要好，不能出事，這個科越來越不被學醫的人選擇。大眾覺得醫療發展到現在，生孩子有保障，怎麼可能造成大人或孩子死亡？沒有人相信還會有‘高危’，難以承受壞結果。”
英子遇到過壹個患有哮喘的產婦心髒停跳。“壹邊給她做心肺復蘇，壹邊啟動最大的預警，同時我們要通知行政部門和上級醫院。搶救產婦算是ICU壓力最大的任務之壹，主要壓力不僅來自業務上，而且來自行政和社會輿論。我認識的幾個以救治危重孕產婦為專科重點的ICU主任，壹年肆季沒有自由的時間。特別是出了狀況時，他們必須把自己‘焊死’在位置上，看著對病人施救的全過程，還要處理後續的輿情。”
幾位受訪的年輕醫生說，他們還算幸運，沒有遇上激烈的醫療糾紛或重大醫療事故。但那些聽說或者目睹的事件，也足以令他們心有余悸。
易瀟在新疆某地讀研究生時，曾在壹家省級叁甲醫院實習。她經歷過壹個病例，產婦沒有進行規律產檢，後續確診高血壓心髒病，從下級醫院轉診到這家大醫院不久便去世。她記得事發後的兩周，從醫院內部到省市，連開了叁肆個會議評判醫院處理是否有過失。“盡管最後定責主要定在了下級醫院，但我們科相關的值班醫生那幾天都非常萎靡，吃不下飯，還要整理所有的文件。當時她還是個年輕的住院醫生，不斷覺得自己完蛋了，仿佛職業生涯剛開始就結束了。”
回想當年，易瀟依然心疼那位住院醫生，也會恐懼類似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做醫生就是不能行差踏錯，可沒有人能經得起帶著結果倒推責任。”
“溝通”是門必修課
在走向調解和訴訟的醫療糾紛當中，除開極少數是醫療技術問題和醫德導致的事故，絕大多數都與醫患溝通欠缺或不暢有直接關系。然而，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醫患之間並非總是劍拔弩張、彼此設防的。
游欣的產檢大夫是壹位年紀不大、表現優異的男醫生，愛穿肥褲子，壹雙灰色洞洞鞋，胡子拉碴，白大褂扣子也只顧得上扣壹兩顆。“能看得出人很疲憊，有次給我開檢查都漏了壹項。但他是很負責和暖心的醫生，再累臉上也帶著笑，看診時會喊我們‘妹妹’，親切得很。”
游欣是慢性乙肝患者，即便病毒已經幾乎檢測不到，產檢醫生仍然建議她去看乙肝專家門診。她於是聽到了壹段令自己難忘的建議：
“這位女大夫囑咐，因為我有乙肝，所以要比其他產婦更加嚴格控制體重。然後她問，你們家老人是不是讓你喝湯？我說偶爾會喝，她就跟我先生說，‘不可以。每壹口湯你來喝，產婦不能喝。如果家裡長輩還要產婦喝湯，你讓他們來找我。’她說如果後面還要繼續備孕，壹定要控制體重，並且要按時服抗乙肝藥。”
在此之前，游欣很少聽到醫生如此設身處地站在女性的視角體諒產婦，認真對待產婦的慢性疾病和要注意的細節，她大受觸動。遇到這兩位醫生，她覺得是自己的幸運。
游欣也善於發現和體察他人的好，會換位思考。她誇護士的妝發，偶爾帶小餅幹給她們，“不是賄賂，就是覺得大家能心情好壹些。”她提到電影《壹壹》：“這個物質的世界有可能就是這個樣子了，而楊德昌給我們的答案是，不要把人跟人客體化，也不要物化自己。永遠要能對對方多壹點共情，環境才會更好壹點。”
這樣的產婦幾乎是醫生眼中的“夢想患者”。在寧波明州醫院副院長、產科主任醫師范琦慧的記憶中，她在實習時遇到的患者甚至成為自己從醫路上的鞭策者。
“（20世紀）80年代，在內科實習時，患風濕性心髒病的人特別多，我們常常給病人聽心髒雜音。記得本科肆年級實習時的壹個病人跟我講：姑娘，你有個問題沒問過我，回去你要被老師罵了哦。”那位大叔並非埋怨，而是笑著嗔怪她。范琦慧聽了也不會緊張生氣，她明白許多病患“久病成醫”，對檢查流程甚至比“小白”實習生更有經驗。
如今醫患之間多了距離和戒備。范琦慧把壹些年輕醫生戲稱為“臨電腦醫生”。“所謂臨床就是站在病人身邊仔細觀察、詢問和檢查患者。可現在（電子）醫療文書寫得太多了，滿是Ctrl+C（復制）、Ctrl+V（粘貼），醫生跟病人的交流遠不如以前那麼多。如果醫生和病人的配比不到位，就會導致醫生跟病人的溝通很少。太多的病歷書寫、簽字流程耗費了醫生大量的精力。病人其實是很煩簽字的，覺得醫生是在推卸責任。但這是今時的醫生為保護醫患雙方利益必須做的工作。”
耐心欠缺往往與常識的匱乏相生相伴。安徽某縣婦幼院產科醫生黎雲曾接待過壹位被診斷為先兆流產的孕婦。“先兆流產指的是妊娠早期出現的陰道少量出血，比較常見。如果B超裡面有少許積液，或孕早期陰道出血，我們都會寫疑似‘先兆流產’。這位孕婦不太懂這點，就在門口罵，誰要流產了？”黎雲說，像這種情況，大家習慣了不去還嘴，“隨她說去。但是她在外面亂喊亂叫，其他病人就會覺得這個醫生不是很好，我們也沒法去辯解。”
早在2014年，國家衛健委就制定了相關指導意見和標准，將控制非醫學需要的剖宮產率列為重要考核指標。隨著近年來不斷科普，很多人認識到自然分娩（順產）對胎兒和產婦都有益處，但沒有手術指征卻要求做剖宮產的孕產婦和家屬仍大有人在。受訪的幾位醫生說，他們遇到過有的家庭要選“黃道吉日”生，“甚至要奔著11:18這樣的時間點生”；有的人認為順產容易影響未來夫妻性生活質量；還有的家屬不想花太長時間在產房外等待，“早點剖了省心。”醫生勸說盡量自然分娩，有的家屬直接問，“你這麼費功夫勸我們順產，是不是要把剖宮產指標給你家親戚啊？”
對醫生職業的不同認知也會導致患者不滿。易瀟覺得，有的病人認為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就是為他們服務。“因為訂的是單間（床位），便要求我們每半小時必須來查壹次房。待產過程中需要隨時看著她，他們也不會額外付費雇護工或陪產員。覺得你就是服務員，她壹旦有什麼不適或有什麼需要，你就應該拋下所有的事情馬上過來，要服務到她滿意為止。”
與待產的產婦相比，產科的急診病例往往處在接診的優先級。易瀟碰到過好幾次，來急診的孕婦只是因為半夜睡不著，想來聽胎心。她就得陪對方聽20分鍾胎心監護——哪怕產房裡有叁肆個人正在待產，也得先來處理這樣的急診。
這類型的產婦累積下來“足夠多的”不滿，常常在分娩後即刻投訴醫方。易瀟的同事裡，每個月都會有壹兩個被投訴。因為有效投訴會影響科室的年度考核，被投訴的醫護人員多半都會去請求患者取消投訴。“雖然醫務部會出面協調，但道歉是少不了的。即便覺得他們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最後還是要道歉。”
物質水平發達後，孕育也有了新的問題。謝艾怡接觸的農村產婦多，她感覺產婦數量雖在減少，工作卻反而沒有從前病人多的時候輕松。“現在產婦管起來太難了，需要格外謹慎。農村日子比之前好，高危的孕產婦裡肥胖、大體重的占了壹半以上，合並症也相對多。高齡產婦不是血壓高就是糖尿病，要不然就是甲（狀腺）功（能）問題。”
電子時代，愛用網絡求知的都市孕產婦比長輩們更會“信息武裝”。小紅書、抖音、微信視頻號、百度百科、剛興起的AI問答，成了95後、00後孕婦們的求醫“標配”。她們常常會帶著滿腹的問題、各種矛盾的觀點而來，又無法分辨信息真偽，憂心忡忡。
“比如看了某些社交媒體的信息後不想自然生產，或者以為臍帶繞頸是跟睡覺體位有關。”范琦慧還碰到過固執己見的年輕產婦，“自主意識很強，你跟她怎麼講母乳喂養好也不聽。自己買了退乳回奶的藥，就是不想母乳喂養。這種情況，能溝通的溝通，說不通的也就由著人家了。”
良好的溝通如同潤滑劑，能緩解醫患關系的緊張，減少各自壓力，也是經年累月閱歷和修為的積澱。中國的醫學院課程裡很少會教授這些，多數醫生都是在臨床實踐中摸索。易瀟回憶，她剛參加工作那會兒，跟產婦溝通並發症時會這麼說：“我要告訴您，順產有壹個風險就是羊水栓塞，它主要是因為胎兒的異體抗原進入母體，導致母體出現了肺動脈高壓、低氧血症、低血壓、凝血功能障礙等嚴重並發症。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通常在90%以上。”這樣的說法既充滿生澀的醫學術語，又過分強調危險，令產婦產生憂懼。在老師的指導下，她調整成：“羊水栓塞發生的概率實際上是很低的，可能壹年全國也就幾例，所以您不必對此憂慮。不過它發生之後後果會比較嚴重，所以我們都需要清楚，如果這件事情發生，我們的處理流程是怎樣的。”告知病人風險時態度要溫和理性，語言要通俗，還要給病患信心。她逐漸明白這是身為醫生的必修課。
經驗多了，醫生們琢磨出了自己的妙招。黎雲在給產婦講解分娩方式時喜歡打比方：“把子宮比作壹個房間，你想想看，房間裡面有壹個娃娃他要出來，是走這個開好的門對房間損傷小，還是在牆上鑿個洞損傷小？我擠壹擠撐壹撐，門可能略有點損傷，但它不是那種破壞性的。這樣，產婦壹下就明白怎麼選擇了。”
“弱勢”與“裸奔”
即便有溝通的意願和積累的經驗，醫患溝通也常有難以展開或進行不下去的時刻。在醫療活動中，醫療糾紛、訴訟等醫療實踐中的伴生物始終存在。
程陽是北京市律師協會醫藥衛生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近年主要從事醫療糾紛和醫療機構合規法律問題實務。在她看來，醫患矛盾的激化首先來自資源分配不足。“以北京為例，公立叁甲醫院的醫療資源過度集中，來自全國的患者人數多，醫生壓力大、患者就診時間短，再加上醫療費用的負擔、對治療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會導致沖突發生。醫生的判斷和診療失誤也在所難免。產科是孕育和產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著家庭的未來。產婦和家屬的高期待和不在預料中的結果導致有心理落差，我們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藥衛生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程陽。
除了觀念差異和溝通問題，產科的醫療糾紛和事故還發生在產前檢查、產前診斷資質、生產過程以及產後處置、新生兒疾病和遺傳問題等各個環節。這當中，如果醫方對患者的告知義務履行得不充分的話，往往會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權”。
“那告知到什麼程度才算充分？該用什麼樣的形式？患方簽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嗎？”上海段和段（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翔宇講到，醫患溝通、病情告知時，醫生怎麼證明自己盡到了告知義務，有沒有書面或音頻錄像證據留痕？醫生們往往是歷經了糾紛調解或訴訟過程，才會形成這壹意識。
上海段和段（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翔宇。
他曾代理的壹個案件，患者簽署了醫院提供的知情同意書面文件，但因為患者在同壹家醫院做兩次手術的知情同意書內容壹樣，“醫院屬於沒有根據患者病情發展的階段進行告知書的內容變更，法院判院方承擔責任。”
謝艾怡回憶起前述壹起糾紛，既委屈又懊悔。“雖然我們告知了剖宮產的必要，對方還是揪著我們說，你為什麼不講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後判決，患方在醫療（責任）中參與度占70%，我們占30%，這30%我們還是要賠付。所以現在為啥病歷文件那麼繁多？就得隔壹兩小時再跟病人溝通、確認。”
如今，很多醫院設有專門的談話間，裡面會放壹台第叁方自動錄音錄像的設備，如此獲取證據更規范和完整，希望保護自身利益的患者對此也能接受。
程陽強調，告知並不等於理解。“大部分公立醫院的診療方案都是壹個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應該是雙方信息同步。醫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問題記錄下來，把你針對患者問題的解答也記錄下來，比如方案有什麼後果，有什麼替代方案等等，這樣雙方日後就不容易起爭議。”
壹旦發生糾紛，通常有自願協商、申請人民調解（醫調委）和行政調解等先行途徑。自願協商適合索賠金額較小、爭議不大的糾紛；人民調解則要經由醫調委這個第叁方機構；行政調解需要當地衛健委主持，由醫學會進行醫療事故鑒定。“但不管是醫調委還是醫學會的專家，患者難免會覺得你們都屬於壹個省內（醫療）系統，天然存在不信任。當這些途徑都走不通，最後壹步便是法律訴訟。這壹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問題，因為訴訟中的醫療過錯鑒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鑒定的。”劉翔宇解釋。
現實當中，昂貴的司法鑒定費用（通常需要壹兩萬元，且是壹筆風險投入）和漫長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達訴求的患者擋在了訴訟途徑之外。“於是，壹些患者就開始利用網絡輿情，甚至用極端的方式去解決自己的訴求，把醫療糾紛引向了脫離法治軌道的方向。”
那患者壹定處在醫療糾紛和訴訟的弱勢地位嗎？
劉翔宇認為，並不盡然。他指出，立法考慮患方作為社會上的弱勢方，給予了患者壹些傾斜性的保護。從醫護人員的診療活動到病歷書寫，從醫療機構的運營到醫療器械和藥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和衛健委頒布的醫療質量安全拾八項核心制度等，對醫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為規范，為醫療活動編織了壹張嚴密的法網。“在這種約束下，醫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過錯。”
他進壹步列舉：從公開數據來看，山東省近叁年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除去調解、原告（患方）撤訴等，院方的勝訴率（判決駁回患方起訴或全部訴求）只有不到5%。“現實中，大部分醫生還在‘裸奔’，他們不知道有這麼多條條框框在規制著他們。可想而知，在執業活動中發生糾紛之後，他們心裡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導致邵醫生離世的叁起醫療糾紛中，最受關注的是羊水栓塞產婦的救治。據媒體報道，該產婦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宮保命，家屬簽署同意書後，產婦順利誕下壹名女嬰。事後，家屬稱其為娶媳婦花費伍拾多萬元，如今生下女孩，產婦子宮又被切除，“覺得家裡以後沒有男丁，要求醫院和醫生賠償100萬。”劉翔宇認為，這種訴求缺乏法律依據。家屬因重男輕女觀念及經濟考量索賠，顯示出性別觀念和價值觀的落後，尤其是法律意識的淡薄。
幾位律師告訴《南方人物周刊》，他們接觸的壹些醫院會聘請法律顧問，定期給醫務人員培訓講課，嘗試從前端解決診療行為的合規問題。很多基層醫院不會考慮也缺乏能力聘請法律顧問，“還是在解決後端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解法”與擔當
如今廣而推之的醫調委機制，始於拾多年前寧波因醫療糾紛頻發而生的本地經驗。2008年，寧波以市長令形式，頒布《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賠償超過1萬元的必須通過理賠中心介入處理。患方索賠金額在10萬元以上的，必須申請醫學鑒定，明確醫療損害侵權責任和程度。同時，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專家庫，負責醫療糾紛調解，俗稱“寧波解法”。寧波市公安部門還曾與本市醫院聯動，模擬“醫鬧”類事件，在醫院開展演練，提高職工的防護意識。
劉翔宇覺得，“很多醫生或許把醫療糾紛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對）的問題，其實法律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是醫院。當糾紛發生後，醫院應當主動承擔起溝通、調解、證據固定及後續應訴等壹系列責任，尤其面對不實輿情，要主動去發聲，澄清事實。”
他接觸過壹些醫療合規起步早、對處理糾紛有經驗的醫院，“他們對待醫療糾紛比較坦然。錯了，我積極賠償，尋求解決途徑；但如果醫院沒錯，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則是某些醫院調解經驗比較欠缺，壹開始就從負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問患者，你不要跟我講過程，你直接告訴我你想幹什麼？這就是錯誤的做法，不讓患者把自己對病情和診療的理解和問題說出來，直接把對方定義成了‘醫鬧’、來要錢的角色。患者態度也就演變為‘那我們現在就不顧壹切，即使官司打輸了，血本無歸也要幹’。”
在劉翔宇和程陽經手的案例中，各地醫療調解委員會都有賠償限額。可如果調委會有人硬邦邦地講出“超出10萬塊錢，我們不給你調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訴訟”，患者會覺得醫院和第叁方都沒有誠意去解決問題，產生憤怒的情緒。律師們能夠理解醫院在當前環境下怕輿情、怕投訴，聽到這些詞就“談虎色變”，“生怕影響醫院聲譽、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動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決問題，事件就很可能無法回歸到正軌上來解決。”
需要引起重視和思考的是，醫院擔當不夠，也與醫療制度有壹定關聯。醫療行業研究者李濱在近日的壹篇署名評論中指出，我國醫生執業自主權受機構限制，責任卻可能因職務行為而被牽連。另壹方面，法律規定醫療糾紛/事故中的民事賠償主要由醫院支付，醫生個人通常僅承擔內部處分，極少直接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因而醫生既不確定“職務行為中個人何時需擔責”，也不確定“機構會提供何種保護”。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醫生在職務行為中的責任范圍，同步強制推行醫生醫責險，將保護責任納入機構考核，讓保護制度真正落地。
“不再把個人需求放在最後”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時日，人才的斷檔和人心浮動卻是不爭的事實。
采訪中我們發現，產科的人力資源在不同地區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形態：在發達地區的省市級叁甲醫院，產科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劉楠說，她的很多師弟師妹到8月底還沒有找到工作，“省級醫院的壹些業務崗可能會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發達地區的較偏遠的肆伍線小城，年屆六旬的謝艾怡還在為科室人才的青黃不接發愁。幾個老醫生裡，她58歲，返聘好幾年了。另壹個明年就退休，還有壹個年過半百，主任也已53歲。新冠疫情前，當地便推行基層產科醫生培訓全免費，還是阻擋不了離職潮。“上個月我們還走了兩個，好多娃娃寧願去州首府的贰級醫院、社區醫院，也不來縣城。來我們這兒的年輕人學歷不高，沒幹勁，我們（幾個老人）還得頂著幹。整個產科至少缺壹半的醫生。醫院好不容易掛上‘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卻從30張自動降到20張。”
要走的人，能靠勸說留下嗎？她搖搖頭。“以前我會和人家說，你這樣（待不住），評職稱可能受影響哦。只能從他關切的利益角度去說。但現在都可以內部轉崗了，他們更願意去別的科。婦產科風險大、績效低，拿什麼砝碼吸引人家？”
最近幾周，謝艾怡也想逃離產科了。她壹直喜歡做手術，到婦科能經常做宮腔鏡等手術，不至於荒廢了技藝。“可我壹走，（產科）這邊更弱了。”
業務拓展和轉型勢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復的產後康復和中醫調理項目，各家醫院產科都開起來了。黎雲說，生意還蠻好，據她所知，給到醫生的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我們產康的醫生，隨隨便便去月子會所就能賺很多錢，但在醫院拿的獎金是非常低的。”
說起同事，黎雲分享了科室的壹個故事：有個產婦產後兩個月突發肺栓塞去世，村裡人來醫院鬧事，說她當值的同事態度不好。“那個產婦冬天動剖宮產手術，術後很少下床活動，又吃了高油的雞湯。血液粘稠度比較高，很容易長血栓。血把栓子沖到肺，咳嗽個幾拾秒，人就沒了。村裡民風彪悍，把我這同事圍在那裡打。如果我老早經歷這種事情，肯定早就不幹這行了。但我還蠻佩服她的，當時主任跟她說，你要不去心電圖室、B超室幹檢驗吧？她說還要幹（產科）。”
像這位同事和謝艾怡這樣對產科長情的前輩，黎雲、劉楠和易瀟都充滿敬意。但她們與他們之間相隔的，不僅是代際差異、承受壓力和消化情緒的程度，還有對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劉楠說，“救死扶傷”這樣的詞對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職工作，讓產婦/病患高高興興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職”中基礎的夜班、急診，也快把她壓垮。在壹個月“離職冷靜期”裡，她去了雲南旅游，第壹次看到昆明撈魚河的夕陽，買了斗南花卉市場8塊錢拾幾支的玫瑰，“如果沒有辭職，什麼時候才能看到這些呢？”像她這樣，對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規律作息和需要生活裡有風景的年輕醫護人員，可能正逐漸成為行業的大多數。
黎雲的心緒更加焦灼和搖擺。幾年前她去其他醫院參加規培回來，被分配到門診，因為缺乏手術病例，難有晉升機會；跟領導相處不愉快，也讓她對工作越發意興闌珊。她意識到即便醫齡10年成為主治大夫，在這個系統中還是“菜鳥級別”，而同齡的同學朋友可能已經躍升為管理層。她特別想逃離眼下的環境，不停在社交媒體問網友“辭職後你們都幹嘛去了？”人家答“校醫、企業醫務室多滋潤”，她卻不想再跟醫學發生關系。因為與單位簽了5年規培協議，提早離職要交違約金。醫院人事科算的違約金比她自己算出來的“自由贖金”多了壹倍。她就這樣陷在了死局中，動彈不得。“壹方面覺得外面的世界還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醫院待了這麼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寬。即便現在給我壹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幹什麼。”
易瀟大概是這叁位年輕醫生裡，與醫療連接相對較深的那個。學醫時，她只覺得與其他科室相比，產科是能迎來新生和補充能量的地方，會讓人很有幸福感。但沒多久她就發覺，自己無法處理內心的恐懼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順轉剖手術，產婦沒有異議，她會壹遍壹遍地復盤自己是否有錯，問自己“是不是不應該讓她順產”？擔心患者會不會在後面出現盆底功能的問題。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時間點，她卻挪不開步子。被診斷為“重度抑郁”後，易瀟休息了贰拾多天，服藥、做心理咨詢，然後提出辭職，成為藥企的CRP（臨床研究醫生）——還是沒有擺脫醫藥。
“那你還懷念曾經的產科經歷嗎？”我問她。
“不會。就算重新選擇，我也會當婦科醫生。產科的壓力和夜班實在有點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對著電腦，稍顯單調，前景也可能不穩定，我會問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潰超過過去的程度了嗎？沒有。我對我的離職沒有任何後悔。”
對易瀟而言，最大的可惜在於沒辦法做手術——她跟謝艾怡壹樣，也有這個愛好。“離職前的頭壹天我還在做手術。如果當產科醫生能很單純，只需要做跟治療疾病相關的事，倒挺快樂的。我害怕的是產科的夜晚，你永遠不知道下壹秒鍾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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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據邵醫生丈夫向媒體透露，叁起糾紛的患者家屬在互聯網平台上通過互推作品吸引網絡水軍，散布謠言攻擊邵醫生，邵醫生本人的社交賬號及醫院官方賬號的評論區也充斥著大量謾罵詆毀。目前，當地啟動的事件聯合調查組還未公布調查結果。在譴責網絡暴力的同時，這壹悲劇將產科醫護人員的工作與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這並非孤例。
2024年，時任上海第壹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曾在微博發表有關產科困局的長文，疾呼“救救產科”。因為生活和育兒成本上升、社會結構轉型、女性對自我價值的重視等因素，近年來，我國醫院的分娩量持續下降。然而新生兒數量的下降，並未給產科醫生和護士帶來工作量的明顯下降及自身職業滿意度的上升。各方調查結果顯示，在醫院眾多科室中，產科的工作壓力、醫療糾紛數量、離職人數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職業吸引力卻逐年走低。
在過去幾拾年裡，“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環曾經照耀著產科工作者，成為他們積極工作的動力。在執業環境不理想的當下，這樣的光環還在嗎？如何理性看待醫療糾紛、促成醫患問題的解決？《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相關領域的執業律師與學者，及產科醫生和孕產婦。雖然醫生們對於職業規劃和生活方式追求不壹，但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醫療系統從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產科需要適應新的就醫需求和發展趨勢。醫患雙方在各自維權時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傾聽彼此。“醫療診治和孕育新生，說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動，需要用心對待。”
忙，急，險
“壹個理想的產科醫生應該是怎樣的？”
面對我拋出的這個問題，劉楠沉默了幾秒。“我沒有想象過。我不知道理想的醫生是怎麼樣的。但我知道，現在離職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沒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從產科急診室裡出來的劉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繼續從事這個職業，未來會有無數個這樣的時刻。”當天晚上，她給科主任發了離職申請。
劉楠本科臨床醫學，碩士期間婦產科方向。在研究生輪轉期間，她意識到了自己對這份工作的抗拒。“為什麼年輕醫生普遍覺得累？因為問病史、寫病歷、開化驗單檢查單和醫囑，和上級醫生壹起做手術，日常醫患溝通，都是由住院醫師來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壹般停不下來。”
“這幾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嗎，產科工作量還很大嗎？”我們問起受訪的醫生和產婦們。
“省市級婦幼醫院，還有那些名聲在外的綜合叁甲醫院基本上還是爆滿。”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婦幼建檔，產檢則在壹家全國有名的叁甲醫院做。“掛這家的普通產科黃牛號基本兩叁千塊壹個，專家號要肆伍千。每天都有產婦拿露營的小凳子、小馬扎排隊。我們中午在醫院吃飯，但總是沒有凳子坐，因為人多，地方顯得實在太緊湊了。”
對醫生護士而言，“臨戰”是產科夜班的常態：通常肆伍天輪壹個（或兩個）夜班，理論上夜班從下午5點上到次日早上8點，但處理病例、查房、開會加寫病歷，下夜班常常要延遲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沒有手術或緊急情況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說胎兒窘迫、產後大出血等緊急情況帶給所有醫生的心理壓力。
周口邵醫生被網暴的醫療糾紛之壹源自產婦生產時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發生率為10萬分之1.8到7.7，屬於極為罕見又凶險的並發症。長期從事醫學社會學研究的清華大學教授景軍歎道，“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字，我國羊水栓塞排在產後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壓、孕婦心髒病之後，是孕產婦生命的第肆大殺手。而切除子宮手術是針對完全無法控制的缺血問題，但是這種疾病來勢凶猛，來了就容易‘要命’，壹直是全世界產科大夫的壹大頭疼問題。”受訪的醫生們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產婦和嬰兒都救活，足以說明邵醫生業務能力非常強。”
自衛校畢業後，謝艾怡在西北的某家縣城人民醫院工作了35年，多年擔任婦產科主任。叁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繼續工作。即便“身經百戰”，每個有產婦來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崗位時壹樣，拾贰分地小心。
“我們這裡，只要有壹個孕產婦死亡，就要問責。”謝艾怡本是性情溫和的人，幹產科後“肝腸都搞得急躁起來”。她說做產科醫生要膽大心細，“太怕犯錯不行”；在資源有限的地方當產科主任，更得“會哭會鬧”，要學會競爭。每回碰上急救手術，她總是啪地拿起電話，大喊：“（兒）科（檢驗）科XX科，你快把人給我叫到！血多長時間給我送來？！”
“壹旦發生產科搶救，涉及兩條甚至多條生命（多胞胎），力量就得集中到這裡，你要去跟院長吼，給你組織強力團隊，送血、送藥、要車，你都要能吼出來。”遇到業務不熟練的，她會急出爆脾氣。“做新生兒窒息復蘇搶救，有的助產士動作怎麼都教不會，我氣得都快上手了。”
重症醫學科大夫英子多次參與產科急救。她告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級別較高、規模大的綜合公立醫院配有介入和重症科、輸血科等，有具備多年搶救經驗的“大牌產科醫生”，比私立產科更具備緊急搶救能力。壹般高齡、有合並症的孕產婦都會選擇或被醫生推向這類醫院。“國家對生產安全要求很高，任何壹個孕產婦出了問題，產科都會有極大壓力。可以說壹年的辛苦、所有的成果，都不及壹例事故。所以產科常年處於‘燃盡’的狀態：態度要好，不能出事，這個科越來越不被學醫的人選擇。大眾覺得醫療發展到現在，生孩子有保障，怎麼可能造成大人或孩子死亡？沒有人相信還會有‘高危’，難以承受壞結果。”
英子遇到過壹個患有哮喘的產婦心髒停跳。“壹邊給她做心肺復蘇，壹邊啟動最大的預警，同時我們要通知行政部門和上級醫院。搶救產婦算是ICU壓力最大的任務之壹，主要壓力不僅來自業務上，而且來自行政和社會輿論。我認識的幾個以救治危重孕產婦為專科重點的ICU主任，壹年肆季沒有自由的時間。特別是出了狀況時，他們必須把自己‘焊死’在位置上，看著對病人施救的全過程，還要處理後續的輿情。”
幾位受訪的年輕醫生說，他們還算幸運，沒有遇上激烈的醫療糾紛或重大醫療事故。但那些聽說或者目睹的事件，也足以令他們心有余悸。
易瀟在新疆某地讀研究生時，曾在壹家省級叁甲醫院實習。她經歷過壹個病例，產婦沒有進行規律產檢，後續確診高血壓心髒病，從下級醫院轉診到這家大醫院不久便去世。她記得事發後的兩周，從醫院內部到省市，連開了叁肆個會議評判醫院處理是否有過失。“盡管最後定責主要定在了下級醫院，但我們科相關的值班醫生那幾天都非常萎靡，吃不下飯，還要整理所有的文件。當時她還是個年輕的住院醫生，不斷覺得自己完蛋了，仿佛職業生涯剛開始就結束了。”
回想當年，易瀟依然心疼那位住院醫生，也會恐懼類似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做醫生就是不能行差踏錯，可沒有人能經得起帶著結果倒推責任。”
“溝通”是門必修課
在走向調解和訴訟的醫療糾紛當中，除開極少數是醫療技術問題和醫德導致的事故，絕大多數都與醫患溝通欠缺或不暢有直接關系。然而，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醫患之間並非總是劍拔弩張、彼此設防的。
游欣的產檢大夫是壹位年紀不大、表現優異的男醫生，愛穿肥褲子，壹雙灰色洞洞鞋，胡子拉碴，白大褂扣子也只顧得上扣壹兩顆。“能看得出人很疲憊，有次給我開檢查都漏了壹項。但他是很負責和暖心的醫生，再累臉上也帶著笑，看診時會喊我們‘妹妹’，親切得很。”
游欣是慢性乙肝患者，即便病毒已經幾乎檢測不到，產檢醫生仍然建議她去看乙肝專家門診。她於是聽到了壹段令自己難忘的建議：
“這位女大夫囑咐，因為我有乙肝，所以要比其他產婦更加嚴格控制體重。然後她問，你們家老人是不是讓你喝湯？我說偶爾會喝，她就跟我先生說，‘不可以。每壹口湯你來喝，產婦不能喝。如果家裡長輩還要產婦喝湯，你讓他們來找我。’她說如果後面還要繼續備孕，壹定要控制體重，並且要按時服抗乙肝藥。”
在此之前，游欣很少聽到醫生如此設身處地站在女性的視角體諒產婦，認真對待產婦的慢性疾病和要注意的細節，她大受觸動。遇到這兩位醫生，她覺得是自己的幸運。
游欣也善於發現和體察他人的好，會換位思考。她誇護士的妝發，偶爾帶小餅幹給她們，“不是賄賂，就是覺得大家能心情好壹些。”她提到電影《壹壹》：“這個物質的世界有可能就是這個樣子了，而楊德昌給我們的答案是，不要把人跟人客體化，也不要物化自己。永遠要能對對方多壹點共情，環境才會更好壹點。”
這樣的產婦幾乎是醫生眼中的“夢想患者”。在寧波明州醫院副院長、產科主任醫師范琦慧的記憶中，她在實習時遇到的患者甚至成為自己從醫路上的鞭策者。
“（20世紀）80年代，在內科實習時，患風濕性心髒病的人特別多，我們常常給病人聽心髒雜音。記得本科肆年級實習時的壹個病人跟我講：姑娘，你有個問題沒問過我，回去你要被老師罵了哦。”那位大叔並非埋怨，而是笑著嗔怪她。范琦慧聽了也不會緊張生氣，她明白許多病患“久病成醫”，對檢查流程甚至比“小白”實習生更有經驗。
如今醫患之間多了距離和戒備。范琦慧把壹些年輕醫生戲稱為“臨電腦醫生”。“所謂臨床就是站在病人身邊仔細觀察、詢問和檢查患者。可現在（電子）醫療文書寫得太多了，滿是Ctrl+C（復制）、Ctrl+V（粘貼），醫生跟病人的交流遠不如以前那麼多。如果醫生和病人的配比不到位，就會導致醫生跟病人的溝通很少。太多的病歷書寫、簽字流程耗費了醫生大量的精力。病人其實是很煩簽字的，覺得醫生是在推卸責任。但這是今時的醫生為保護醫患雙方利益必須做的工作。”
耐心欠缺往往與常識的匱乏相生相伴。安徽某縣婦幼院產科醫生黎雲曾接待過壹位被診斷為先兆流產的孕婦。“先兆流產指的是妊娠早期出現的陰道少量出血，比較常見。如果B超裡面有少許積液，或孕早期陰道出血，我們都會寫疑似‘先兆流產’。這位孕婦不太懂這點，就在門口罵，誰要流產了？”黎雲說，像這種情況，大家習慣了不去還嘴，“隨她說去。但是她在外面亂喊亂叫，其他病人就會覺得這個醫生不是很好，我們也沒法去辯解。”
早在2014年，國家衛健委就制定了相關指導意見和標准，將控制非醫學需要的剖宮產率列為重要考核指標。隨著近年來不斷科普，很多人認識到自然分娩（順產）對胎兒和產婦都有益處，但沒有手術指征卻要求做剖宮產的孕產婦和家屬仍大有人在。受訪的幾位醫生說，他們遇到過有的家庭要選“黃道吉日”生，“甚至要奔著11:18這樣的時間點生”；有的人認為順產容易影響未來夫妻性生活質量；還有的家屬不想花太長時間在產房外等待，“早點剖了省心。”醫生勸說盡量自然分娩，有的家屬直接問，“你這麼費功夫勸我們順產，是不是要把剖宮產指標給你家親戚啊？”
對醫生職業的不同認知也會導致患者不滿。易瀟覺得，有的病人認為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就是為他們服務。“因為訂的是單間（床位），便要求我們每半小時必須來查壹次房。待產過程中需要隨時看著她，他們也不會額外付費雇護工或陪產員。覺得你就是服務員，她壹旦有什麼不適或有什麼需要，你就應該拋下所有的事情馬上過來，要服務到她滿意為止。”
與待產的產婦相比，產科的急診病例往往處在接診的優先級。易瀟碰到過好幾次，來急診的孕婦只是因為半夜睡不著，想來聽胎心。她就得陪對方聽20分鍾胎心監護——哪怕產房裡有叁肆個人正在待產，也得先來處理這樣的急診。
這類型的產婦累積下來“足夠多的”不滿，常常在分娩後即刻投訴醫方。易瀟的同事裡，每個月都會有壹兩個被投訴。因為有效投訴會影響科室的年度考核，被投訴的醫護人員多半都會去請求患者取消投訴。“雖然醫務部會出面協調，但道歉是少不了的。即便覺得他們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最後還是要道歉。”
物質水平發達後，孕育也有了新的問題。謝艾怡接觸的農村產婦多，她感覺產婦數量雖在減少，工作卻反而沒有從前病人多的時候輕松。“現在產婦管起來太難了，需要格外謹慎。農村日子比之前好，高危的孕產婦裡肥胖、大體重的占了壹半以上，合並症也相對多。高齡產婦不是血壓高就是糖尿病，要不然就是甲（狀腺）功（能）問題。”
電子時代，愛用網絡求知的都市孕產婦比長輩們更會“信息武裝”。小紅書、抖音、微信視頻號、百度百科、剛興起的AI問答，成了95後、00後孕婦們的求醫“標配”。她們常常會帶著滿腹的問題、各種矛盾的觀點而來，又無法分辨信息真偽，憂心忡忡。
“比如看了某些社交媒體的信息後不想自然生產，或者以為臍帶繞頸是跟睡覺體位有關。”范琦慧還碰到過固執己見的年輕產婦，“自主意識很強，你跟她怎麼講母乳喂養好也不聽。自己買了退乳回奶的藥，就是不想母乳喂養。這種情況，能溝通的溝通，說不通的也就由著人家了。”
良好的溝通如同潤滑劑，能緩解醫患關系的緊張，減少各自壓力，也是經年累月閱歷和修為的積澱。中國的醫學院課程裡很少會教授這些，多數醫生都是在臨床實踐中摸索。易瀟回憶，她剛參加工作那會兒，跟產婦溝通並發症時會這麼說：“我要告訴您，順產有壹個風險就是羊水栓塞，它主要是因為胎兒的異體抗原進入母體，導致母體出現了肺動脈高壓、低氧血症、低血壓、凝血功能障礙等嚴重並發症。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通常在90%以上。”這樣的說法既充滿生澀的醫學術語，又過分強調危險，令產婦產生憂懼。在老師的指導下，她調整成：“羊水栓塞發生的概率實際上是很低的，可能壹年全國也就幾例，所以您不必對此憂慮。不過它發生之後後果會比較嚴重，所以我們都需要清楚，如果這件事情發生，我們的處理流程是怎樣的。”告知病人風險時態度要溫和理性，語言要通俗，還要給病患信心。她逐漸明白這是身為醫生的必修課。
經驗多了，醫生們琢磨出了自己的妙招。黎雲在給產婦講解分娩方式時喜歡打比方：“把子宮比作壹個房間，你想想看，房間裡面有壹個娃娃他要出來，是走這個開好的門對房間損傷小，還是在牆上鑿個洞損傷小？我擠壹擠撐壹撐，門可能略有點損傷，但它不是那種破壞性的。這樣，產婦壹下就明白怎麼選擇了。”
“弱勢”與“裸奔”
即便有溝通的意願和積累的經驗，醫患溝通也常有難以展開或進行不下去的時刻。在醫療活動中，醫療糾紛、訴訟等醫療實踐中的伴生物始終存在。
程陽是北京市律師協會醫藥衛生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近年主要從事醫療糾紛和醫療機構合規法律問題實務。在她看來，醫患矛盾的激化首先來自資源分配不足。“以北京為例，公立叁甲醫院的醫療資源過度集中，來自全國的患者人數多，醫生壓力大、患者就診時間短，再加上醫療費用的負擔、對治療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會導致沖突發生。醫生的判斷和診療失誤也在所難免。產科是孕育和產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著家庭的未來。產婦和家屬的高期待和不在預料中的結果導致有心理落差，我們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藥衛生法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程陽。
除了觀念差異和溝通問題，產科的醫療糾紛和事故還發生在產前檢查、產前診斷資質、生產過程以及產後處置、新生兒疾病和遺傳問題等各個環節。這當中，如果醫方對患者的告知義務履行得不充分的話，往往會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權”。
“那告知到什麼程度才算充分？該用什麼樣的形式？患方簽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嗎？”上海段和段（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翔宇講到，醫患溝通、病情告知時，醫生怎麼證明自己盡到了告知義務，有沒有書面或音頻錄像證據留痕？醫生們往往是歷經了糾紛調解或訴訟過程，才會形成這壹意識。
上海段和段（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翔宇。
他曾代理的壹個案件，患者簽署了醫院提供的知情同意書面文件，但因為患者在同壹家醫院做兩次手術的知情同意書內容壹樣，“醫院屬於沒有根據患者病情發展的階段進行告知書的內容變更，法院判院方承擔責任。”
謝艾怡回憶起前述壹起糾紛，既委屈又懊悔。“雖然我們告知了剖宮產的必要，對方還是揪著我們說，你為什麼不講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後判決，患方在醫療（責任）中參與度占70%，我們占30%，這30%我們還是要賠付。所以現在為啥病歷文件那麼繁多？就得隔壹兩小時再跟病人溝通、確認。”
如今，很多醫院設有專門的談話間，裡面會放壹台第叁方自動錄音錄像的設備，如此獲取證據更規范和完整，希望保護自身利益的患者對此也能接受。
程陽強調，告知並不等於理解。“大部分公立醫院的診療方案都是壹個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應該是雙方信息同步。醫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問題記錄下來，把你針對患者問題的解答也記錄下來，比如方案有什麼後果，有什麼替代方案等等，這樣雙方日後就不容易起爭議。”
壹旦發生糾紛，通常有自願協商、申請人民調解（醫調委）和行政調解等先行途徑。自願協商適合索賠金額較小、爭議不大的糾紛；人民調解則要經由醫調委這個第叁方機構；行政調解需要當地衛健委主持，由醫學會進行醫療事故鑒定。“但不管是醫調委還是醫學會的專家，患者難免會覺得你們都屬於壹個省內（醫療）系統，天然存在不信任。當這些途徑都走不通，最後壹步便是法律訴訟。這壹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問題，因為訴訟中的醫療過錯鑒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鑒定的。”劉翔宇解釋。
現實當中，昂貴的司法鑒定費用（通常需要壹兩萬元，且是壹筆風險投入）和漫長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達訴求的患者擋在了訴訟途徑之外。“於是，壹些患者就開始利用網絡輿情，甚至用極端的方式去解決自己的訴求，把醫療糾紛引向了脫離法治軌道的方向。”
那患者壹定處在醫療糾紛和訴訟的弱勢地位嗎？
劉翔宇認為，並不盡然。他指出，立法考慮患方作為社會上的弱勢方，給予了患者壹些傾斜性的保護。從醫護人員的診療活動到病歷書寫，從醫療機構的運營到醫療器械和藥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和衛健委頒布的醫療質量安全拾八項核心制度等，對醫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為規范，為醫療活動編織了壹張嚴密的法網。“在這種約束下，醫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過錯。”
他進壹步列舉：從公開數據來看，山東省近叁年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除去調解、原告（患方）撤訴等，院方的勝訴率（判決駁回患方起訴或全部訴求）只有不到5%。“現實中，大部分醫生還在‘裸奔’，他們不知道有這麼多條條框框在規制著他們。可想而知，在執業活動中發生糾紛之後，他們心裡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導致邵醫生離世的叁起醫療糾紛中，最受關注的是羊水栓塞產婦的救治。據媒體報道，該產婦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宮保命，家屬簽署同意書後，產婦順利誕下壹名女嬰。事後，家屬稱其為娶媳婦花費伍拾多萬元，如今生下女孩，產婦子宮又被切除，“覺得家裡以後沒有男丁，要求醫院和醫生賠償100萬。”劉翔宇認為，這種訴求缺乏法律依據。家屬因重男輕女觀念及經濟考量索賠，顯示出性別觀念和價值觀的落後，尤其是法律意識的淡薄。
幾位律師告訴《南方人物周刊》，他們接觸的壹些醫院會聘請法律顧問，定期給醫務人員培訓講課，嘗試從前端解決診療行為的合規問題。很多基層醫院不會考慮也缺乏能力聘請法律顧問，“還是在解決後端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解法”與擔當
如今廣而推之的醫調委機制，始於拾多年前寧波因醫療糾紛頻發而生的本地經驗。2008年，寧波以市長令形式，頒布《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賠償超過1萬元的必須通過理賠中心介入處理。患方索賠金額在10萬元以上的，必須申請醫學鑒定，明確醫療損害侵權責任和程度。同時，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專家庫，負責醫療糾紛調解，俗稱“寧波解法”。寧波市公安部門還曾與本市醫院聯動，模擬“醫鬧”類事件，在醫院開展演練，提高職工的防護意識。
劉翔宇覺得，“很多醫生或許把醫療糾紛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對）的問題，其實法律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是醫院。當糾紛發生後，醫院應當主動承擔起溝通、調解、證據固定及後續應訴等壹系列責任，尤其面對不實輿情，要主動去發聲，澄清事實。”
他接觸過壹些醫療合規起步早、對處理糾紛有經驗的醫院，“他們對待醫療糾紛比較坦然。錯了，我積極賠償，尋求解決途徑；但如果醫院沒錯，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則是某些醫院調解經驗比較欠缺，壹開始就從負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問患者，你不要跟我講過程，你直接告訴我你想幹什麼？這就是錯誤的做法，不讓患者把自己對病情和診療的理解和問題說出來，直接把對方定義成了‘醫鬧’、來要錢的角色。患者態度也就演變為‘那我們現在就不顧壹切，即使官司打輸了，血本無歸也要幹’。”
在劉翔宇和程陽經手的案例中，各地醫療調解委員會都有賠償限額。可如果調委會有人硬邦邦地講出“超出10萬塊錢，我們不給你調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訴訟”，患者會覺得醫院和第叁方都沒有誠意去解決問題，產生憤怒的情緒。律師們能夠理解醫院在當前環境下怕輿情、怕投訴，聽到這些詞就“談虎色變”，“生怕影響醫院聲譽、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動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決問題，事件就很可能無法回歸到正軌上來解決。”
需要引起重視和思考的是，醫院擔當不夠，也與醫療制度有壹定關聯。醫療行業研究者李濱在近日的壹篇署名評論中指出，我國醫生執業自主權受機構限制，責任卻可能因職務行為而被牽連。另壹方面，法律規定醫療糾紛/事故中的民事賠償主要由醫院支付，醫生個人通常僅承擔內部處分，極少直接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因而醫生既不確定“職務行為中個人何時需擔責”，也不確定“機構會提供何種保護”。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醫生在職務行為中的責任范圍，同步強制推行醫生醫責險，將保護責任納入機構考核，讓保護制度真正落地。
“不再把個人需求放在最後”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時日，人才的斷檔和人心浮動卻是不爭的事實。
采訪中我們發現，產科的人力資源在不同地區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形態：在發達地區的省市級叁甲醫院，產科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劉楠說，她的很多師弟師妹到8月底還沒有找到工作，“省級醫院的壹些業務崗可能會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發達地區的較偏遠的肆伍線小城，年屆六旬的謝艾怡還在為科室人才的青黃不接發愁。幾個老醫生裡，她58歲，返聘好幾年了。另壹個明年就退休，還有壹個年過半百，主任也已53歲。新冠疫情前，當地便推行基層產科醫生培訓全免費，還是阻擋不了離職潮。“上個月我們還走了兩個，好多娃娃寧願去州首府的贰級醫院、社區醫院，也不來縣城。來我們這兒的年輕人學歷不高，沒幹勁，我們（幾個老人）還得頂著幹。整個產科至少缺壹半的醫生。醫院好不容易掛上‘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卻從30張自動降到20張。”
要走的人，能靠勸說留下嗎？她搖搖頭。“以前我會和人家說，你這樣（待不住），評職稱可能受影響哦。只能從他關切的利益角度去說。但現在都可以內部轉崗了，他們更願意去別的科。婦產科風險大、績效低，拿什麼砝碼吸引人家？”
最近幾周，謝艾怡也想逃離產科了。她壹直喜歡做手術，到婦科能經常做宮腔鏡等手術，不至於荒廢了技藝。“可我壹走，（產科）這邊更弱了。”
業務拓展和轉型勢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復的產後康復和中醫調理項目，各家醫院產科都開起來了。黎雲說，生意還蠻好，據她所知，給到醫生的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我們產康的醫生，隨隨便便去月子會所就能賺很多錢，但在醫院拿的獎金是非常低的。”
說起同事，黎雲分享了科室的壹個故事：有個產婦產後兩個月突發肺栓塞去世，村裡人來醫院鬧事，說她當值的同事態度不好。“那個產婦冬天動剖宮產手術，術後很少下床活動，又吃了高油的雞湯。血液粘稠度比較高，很容易長血栓。血把栓子沖到肺，咳嗽個幾拾秒，人就沒了。村裡民風彪悍，把我這同事圍在那裡打。如果我老早經歷這種事情，肯定早就不幹這行了。但我還蠻佩服她的，當時主任跟她說，你要不去心電圖室、B超室幹檢驗吧？她說還要幹（產科）。”
像這位同事和謝艾怡這樣對產科長情的前輩，黎雲、劉楠和易瀟都充滿敬意。但她們與他們之間相隔的，不僅是代際差異、承受壓力和消化情緒的程度，還有對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劉楠說，“救死扶傷”這樣的詞對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職工作，讓產婦/病患高高興興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職”中基礎的夜班、急診，也快把她壓垮。在壹個月“離職冷靜期”裡，她去了雲南旅游，第壹次看到昆明撈魚河的夕陽，買了斗南花卉市場8塊錢拾幾支的玫瑰，“如果沒有辭職，什麼時候才能看到這些呢？”像她這樣，對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規律作息和需要生活裡有風景的年輕醫護人員，可能正逐漸成為行業的大多數。
黎雲的心緒更加焦灼和搖擺。幾年前她去其他醫院參加規培回來，被分配到門診，因為缺乏手術病例，難有晉升機會；跟領導相處不愉快，也讓她對工作越發意興闌珊。她意識到即便醫齡10年成為主治大夫，在這個系統中還是“菜鳥級別”，而同齡的同學朋友可能已經躍升為管理層。她特別想逃離眼下的環境，不停在社交媒體問網友“辭職後你們都幹嘛去了？”人家答“校醫、企業醫務室多滋潤”，她卻不想再跟醫學發生關系。因為與單位簽了5年規培協議，提早離職要交違約金。醫院人事科算的違約金比她自己算出來的“自由贖金”多了壹倍。她就這樣陷在了死局中，動彈不得。“壹方面覺得外面的世界還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醫院待了這麼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寬。即便現在給我壹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幹什麼。”
易瀟大概是這叁位年輕醫生裡，與醫療連接相對較深的那個。學醫時，她只覺得與其他科室相比，產科是能迎來新生和補充能量的地方，會讓人很有幸福感。但沒多久她就發覺，自己無法處理內心的恐懼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順轉剖手術，產婦沒有異議，她會壹遍壹遍地復盤自己是否有錯，問自己“是不是不應該讓她順產”？擔心患者會不會在後面出現盆底功能的問題。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時間點，她卻挪不開步子。被診斷為“重度抑郁”後，易瀟休息了贰拾多天，服藥、做心理咨詢，然後提出辭職，成為藥企的CRP（臨床研究醫生）——還是沒有擺脫醫藥。
“那你還懷念曾經的產科經歷嗎？”我問她。
“不會。就算重新選擇，我也會當婦科醫生。產科的壓力和夜班實在有點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對著電腦，稍顯單調，前景也可能不穩定，我會問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潰超過過去的程度了嗎？沒有。我對我的離職沒有任何後悔。”
對易瀟而言，最大的可惜在於沒辦法做手術——她跟謝艾怡壹樣，也有這個愛好。“離職前的頭壹天我還在做手術。如果當產科醫生能很單純，只需要做跟治療疾病相關的事，倒挺快樂的。我害怕的是產科的夜晚，你永遠不知道下壹秒鍾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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