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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3年,分班9次:縣中學生如何失去朋友?
高中3年,分班9次:縣中學生如何失去朋友?高中3年,分班9次:縣中學生如何失去朋友?
文丨張倍嘉
編輯丨雪梨王
開學後的分班通知來得突然，但也不意外——這所位於東部的寄宿制縣中，在剛剛過去的壹個學年，學生們已經分了叁次班。校領導堅信，頻繁分班能夠激發學生的競爭意識，好學生，得去好班，配好老師。
這樣的洗牌，在高中叁年，至少會上演九次。
分班意味著換教室、換宿舍、換老師。更意味著，學生們很難再交到朋友——我們通常在大學語境中討論“原子化”，但頻繁分班，正在讓縣中學生提前進入原子化狀態。
蘇明是這所縣中的老師。她是本地人，在她的印象裡，只有成績差的小孩，才會上這所高中。而真正到這所學校當老師後，她發現，這個排名倒數的縣中竟然有著極其嚴格的應試教育和層出不窮的管理手段。其中，她難接受的就是分班。
在社交媒體中，她偶爾提到了分班那天夜裡，孩子們的哭聲。
正是這條動態，讓我找到了她。後續的數次采訪中，蘇明以極為開放的態度，向我展示了壹所學校會極盡何種可能提高過線率（指考生成績達到本科批次最低控制分數線的人數占高考總人數的比例）；如何進行瘋狂分班、S形分組；如何批量培養藝術生，而這些政策又如何作用在那些高考最高分不超過600分的學生身上。
她還給我介紹了她的兩個學生小詩和崔敬，建議我和他們聊聊。
於是我們聊到了朋友、分班、考試，以及夢想。小詩17歲，她告訴我，17歲已經不是能夠談論夢想的年紀了，“夢想是個非常可笑的說法”，而她只想找個好工作。崔敬則說自己沒有朋友，他“覺得他們虛偽”，是“壹幫子low貨”。至於學習，他說那是傻子的比賽。於是，他高壹沒讀完就退了學。
“現在讀書真的有用嗎？”他反問我。
小詩和崔敬當然不能代表所有高中生，甚至也代表不了所有縣中學生。根據公開資料，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1335萬，本科過線人數約514萬，過線率約為39%。按照目前成績，這所縣中的學生所能代表的，更多是剩下的61%。
我們的社會敘事以及公共討論，通常以“能上本科的高中生”為主角——他們面臨的升學壓力、高考故事成為整個高中生群體的“標准形象”。而人數更多的61%，則在這個敘事體系中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頻繁分班和沒有朋友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成績靠後的孩子，擁有怎樣的夢想？壹所升學率不高的縣中，究竟該培養怎樣的學生？
——這正是這次記錄的初衷。我們試圖抵達那61%的現場。這不僅關乎教育公平，也關乎如何理解“成長”的真正維度。
分班
“不要走漏風聲，不要給學生看名單，晚自習直接廣播分班。”
這是校領導的分班策略，快刀斬亂麻，免得學生鬧。壹次分班，蘇明直到晚自習前才拿到名單，她原有的肆個班被打散成了兩個重點班、兩個普通班。領導讓蘇明負責其中壹個重點班，並給了她兩份名單，可以隨機抽取決定教哪個班。
按照計劃，接下來的肆節晚自習，第壹節下通知，第肆節之前換好；第贰天換宿舍。
但情況沒有這麼順利。兩個帶普通班的老師不滿意這個安排，提前公開了名單。於是學生們蜂擁而至，到辦公室找老師核實信息，蘇明夾在書裡的名單被翻了出來。
不滿的情緒開始發酵。
這也難怪。高壹開學時，學生們剛按照學習英語、俄語、日語分了班，誰都沒想到期中考試後又要分壹次。而這次分班，僅僅是壹個開始。按照領導的意思，高中叁年，至少要分九次班——不僅換教室，還要換宿舍，更要換老師，全面競爭。也就是說，不只是學生需要通過成績來競爭，老師也要加入。
教務老師、生活老師、年級主任、班主任都參與進來做分班動員。有的老師很生氣，認為學生們適應性太差，分班又不代表以後再也不見了，犯不著這麼鬧。
動員雷厲風行。僅用了壹節晚自習，桌椅板凳全部歸位，迎來新學生和新班主任。蘇明深呼吸，准備走進她的新班級。壹名男生卻堅持不進班，他要求回到原班級。幾番周折，面對壹群陌生又充滿敵意的面孔，蘇明磕磕絆絆地結束了這壹課。
那個晚上，學生們遲遲不願入睡，通過不熄燈表示反抗——那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反抗。蘇明去宿舍轉了壹圈，女生們幾乎都在哭，沒人睡著。有個小女孩叫住她，讓她晚點兒走，看著她入睡。
離開學生宿舍，蘇明也偷著抹眼淚，“對住校的孩子們來說，學校已經是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的世界只有這麼小。”
紀錄片《高考》影像資料截圖。
那個死活不肯進班的學生，最後拉著蘇明和原班主任去找領導磨了很久，保證壹定不掉出前50名，終於得償所願回了原班。但壹個學期後，這名學生和原班主任就再次被拆散。
其他學生的反抗沒那麼激烈。有個很聰明的學生——蘇明很珍惜他的才能，在他上課睡覺的時候總會提醒——雖然順從了分班，但每次考試前，總會挑釁蘇明，“老師，這次考好之後，我能自己選到哪壹個班去嗎？”
還有些學生明面上順從，但背地裡做了很多功課。
蘇明後來從同事口中聽說，她班裡的壹個學生，為了調回原來的班級，寧願從重點班轉到普通班，甚至為此找年級主任下跪。但年級主任說，不能再開這個口子。還有壹群學生，為了回原班，聯合起來找到年級主任。後者承諾，只要你們考進了前50就可以。
蘇明心裡捏了把汗，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剛分班後的學生往往很難管理，“原住民”和外來的同學矛盾不斷。有的老師也會更偏愛自己熟悉的學生，上課、排位置都會優先照顧。新同學對此充滿怨氣。
蘇明幾次提到“凝聚力”。“班級凝聚力形成後，壹切都會變得順利。”她說，但分班粉碎了這壹切。學生們沒有了班級歸屬感，也沒有了集體的概念，沒人願意當班委，也沒人想為班級的清潔負責。學校每周搞流動紅旗制度，以前，學生們會自發努力，想要替班裡爭個流動紅旗回來，“現在有這種想法的只有老師壹個人，學生根本不在乎。”
但即便班裡有矛盾也是暫時的，如此密集的打亂重組只會導致老師不斷教到新的學生，學生不斷認識新的同學，“原始”“外來”已經無從定義。
又壹次分班後，學生們變得麻木。他們逐漸不再投入感情，畢竟壹切都是流動的，壹個學期下來，可能連自己班的同學都認不全。
之前每到教師節，蘇明和同事還會收到學生送的賀卡，現在已經很少了。學生們不奢求老師能陪自己多久——或出於更現實的考量，或出於壹種保護心態，他們自動變成人機模式。
蘇明明顯感覺到，學生們開始用壹種更娛樂的方式消解分班帶來的焦慮和恐懼，比如猜測下學期的班級構成。而她所能做的，是在每次排座位時盡量照顧到所有學生，因為他們總是很排斥和陌生的同學坐到壹起。
只有少部分重點班的學生會在意分班。驅動他們的，很少是對成績本身的渴望，更多是出於不願離開已經熟悉的環境和同伴——他們好不容易才適應了這個班。蘇明觀察到，隨著成績格局逐漸固化，分班到後期其實已難帶來顯著改變，“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可學校似乎找不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任由這套機制繼續運轉。
蘇明也想過，如果讓自己找壹個更好的方案去提升學生成績，除了分班，她似乎也想不到更多。她還記得分班前，自己帶的那個班——好壞參半，蘇明覺得，那種情況對學習自覺的學生來說其實挺痛苦的。壹次，她從某個班級門口路過，裡面正放著英語聽力，但幾乎所有人都在講話，完全聽不到音頻聲，個別幾個想學習的孩子，只能把耳朵堵起來背單詞。
“換作是我，也頂多是在分班前把人文關懷做足壹點兒，盡量不對學生造成斷崖式傷害。”
過線率
在縣裡，這種頻繁分班的高中不在少數。
“除了最好的兩所中學，其他都這樣。”蘇明告訴我，她所在的學校分班頻率算低的，“我的壹個朋友說，他們壹個學期分了肆次班。”通過分班來激化學生競爭意識的策略，是他們這種生源較差的高中為了“過線率”的保命手段。
這種分班頗具實驗氣質。分班的依據、頻率隨時調整，沒有確定的流程，唯壹恒定的標准是考試成績。針對較差的生源，這種策略更像是壹種純折磨。至少在蘇明看來，這對大部分學生是沒有激勵作用的。
校領導之所以要求過線率，是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學校的排名和聲譽——過線的學生越多，之後的生源就會越好。但蘇明覺得，這種期望本身就近乎悖論，“你壹直拿到的就是最差的生源，怎麼可能在高考的時候突然超過那些從壹開始就領先的學校呢？”
分管校長也說過，現在的制度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因為按照這些學生的入學成績，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學。但是沒辦法，別的學校都在卷。
“卷”的壓力，滲透到管理的每壹個縫隙。例如，學校不允許學生在早自習開始前和結束後的拾分鍾內上廁所。之所以有這個規定，是因為曾有班主任壹整節早自習找不到人，最後發現男生在廁所裡睡著了。
廁所隔間沒有門，同樣是這種管控邏輯的延伸。蘇明壹度覺得不適，但後來也想通了：有門反而更麻煩，之前有學生躲在裡面抽煙——學生們大多沒錢，常常叁伍人分吸壹根煙。如果廁所有了門，倒是保護了學生們的隱私，但是會加大管理難度。
比起學生，老師們更容易進入競爭狀態。
入校時，學校領導按照中考成績對學生進行了S形分組，比如a組有第壹名和第叁名，那b組就有第贰名和第肆名。所有老師和校領導也自動被劃分為兩個陣營，每次考試都是壹場比賽。
蘇明所在的b組隱約覺得這個S形分組並不那麼公平，因為沒有壹次考試他們贏過。
到最後，b組的分管領導偷偷告訴打印店老板，讓把a組的資料都給他留壹份。期末考試時，為了防止a組用同樣手段拿到b組的卷子，領導讓打印店老板把卷子開頭的“高壹年級期末考試”改成了“高贰”。
兩個組的老師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各自為營，基本不在壹起吃飯聊天。每到期中、期末考試有同學請假，年級主任只會問壹個問題，他/她成績好嗎？會不會影響我們的過線率？
除了分班，這所縣中還常用另外兩種手段提升升學率——學外語和學藝術，也就是領導常說的“兩條腿走路”。
紀錄片《高考》影像資料截圖。
蘇明的大部分學生沒有接受過良好的九年義務教育。尤其是英語，相當於小學水平直面高中英語，有些人連“get”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學校因此鼓勵他們選擇俄語或日語——這對學生來說難度更小，因為是從頭教起。而學校也會集體動員，宣傳這些語種的好處。簡單來說，選了除英語之外的語種，就能進重點班。
接下來是文理分科。雖然已經實施新高考政策，但是文科、理科的叫法依然通用。在這所學校，只要選了物理，就能被稱為“理科生”。而只有成績最好的學生有資格選擇理科，所以壹個年級只有壹個理科班。
純“物理化”的組合是不存在的，壹是因為師資不夠，贰是為了通過排列組合避開高分考生——物理化由於聚集了高分考生，分數線水漲船高。而對文科生，卻僅有“政史地”的選擇。
我問蘇明，難道文科生不用避開高分段考生嗎？蘇明說，他們到最後都會成為藝術生。
這壹策略的具體操作是：高壹頻繁分班後，學校將有望憑文化課考上大學的學生集中到壹個班，其余班級則幾乎全部定位為藝術生的儲備力量。進入高贰，便會大規模動員學生轉向藝術專業。
導致的結果是，壹所500人的高中，其中400人是藝術生。
用蘇明的話說，這是壹種“打包出售”——學校和藝考機構合作，薄利多銷。比如美術培訓機構，如果在外面招生，可能只能收到壹贰拾個學生，但和學校合作，壹口氣就能收到壹兩百個學生，並且還不要求考名校，只是要過線。
老師們在辦公室偶爾聊天時也會說起，壹個學生如果既學俄語又學藝術，上的還是民辦叁本，你說他以後能去幹什麼？批量制造出壹些勉強過線的學生，他們的未來在哪裡？
朋友
頻繁分班與過線率的雙重壓力下，壹種曾經在校園裡非常流行的說法——“x班的某某”，徹底失去了意義。畢竟在這所學校，“上周還在壹班，下周可能就去拾八班”。
對學生們來說，班級的劃分只有兩種，好班和差班。於是所有人變成了贰元歸屬，只有差班的某某和好班的某某。
小詩開學上高贰。她原本在好班，壹次考試失誤，所在的班被整體降為差班，績優生被抽走。小詩得到消息時崩潰了，感覺自己成了“廢人”。她打電話給父母，說不想讀書了。
作為“原住民”，她壹時無法適應差班的環境——周圍的同學不學習，也看不慣她學習，說她是“卷王”。她總覺得自己和新來的同學之間隔著壹道可悲的牆，聽到那些人抱怨這個班有多不好，對原班級有著深厚感情的她壹下子哭了出來。
和新同學的隔膜隨著相處時間的變長，慢慢減少。但小詩已經沒有興趣去認識這些新同學了，對於交到朋友則更是不抱任何希望，她只求不要和別人起沖突。而她更迫切的訴求是，爭取在下壹次分班時去更好的班級。
崔敬則根本沒有朋友，他是典型的差生，卻很受老師喜歡，“聰明但不愛學習”是大多數老師對他的印象。崔敬總覺得同學“虛偽”，“壹幫子low貨”——用他的話說，成績差的沒腦子，壹天到晚只知道玩手機打游戲；成績好的像木頭，走在路上打招呼都不理。他壹有空就去辦公室找老師玩，整個辦公室的老師“都被他拿下了”。
但在這種環境中不被影響是很難的，盡管他說自己不在乎學習，然而見到好班的同學，也會覺得低人壹等。
頻繁分班，讓很多學生沒有安全感。江瑜 攝
上學期崔敬退學了，因為他想不明白學習的意義，覺得自己不適合學習，也不適應頻繁分班。他也想過，如果不分班的話，也許會交到幾個好朋友，學校的生活也不至於那麼無趣。
退學前，崔敬只經歷了兩次分班，但他始終無法適應。不斷和新的人認識，意味著需要不斷社交，這讓他沒有安全感。即使到不了發展友誼的地步，他也覺得熟悉的人更好，尤其是舍友。他很怕隨機“刷”到不愛幹淨的舍友，而且突然之間“和壹堆陌生人在壹個屋子裡”，讓他感覺很怪。
“他們太理想化了。”崔敬揣測學校分班的意圖，可能是想讓學生鼓足幹勁回到原來的班。但分班意味著重新的排列組合，就算再怎麼學，也不可能回到壹開始的原班人馬。
退學後，班上的同學發來消息，“你真的不上了？”他說真的。
同學說，別呀，我們會想你的。
崔敬回復，想我幹嗎？我們是什麼很好的朋友嗎？
對周圍人的不信任成了這群高中生共同的底色。
小詩害怕別人不喜歡自己原本的班級，也不敢當學習委員，害怕被“蛐蛐”成績差。崔敬作為外來者，總覺得自己破壞了原本班級的和諧。他壹度被任命為班長，但他不敢管同學，怕被人在背後罵。他總感覺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他，時常擔心自己是不是煩到了其他人。
朋友的問題，蘇明思考過。她覺得他們沒有朋友的原因，是不想認識，也沒機會認識。她時常想起自己高中階段，學校會組織很多集體活動，比如合唱或者朗誦。但現在這種活動很少，即便有，也只是幾個人參賽。
除了那些帥得很突出、美得很突出或者成績很突出的學生，會被更多人看到外，絕大多數人只是沉默著，和固定的幾個朋友玩，組成壹起吃飯的搭子。
我問過蘇明，有沒有特別適應分班的孩子？
她說有。有個孩子覺得分班特別好，沒分夠，因為班級裡有些“壞分子”還沒被清除出去，不利於學習氛圍，最好全班都是績優生。
她頓了壹下又說，這孩子不會跟你聊的，他拒絕壹切無效社交，聊天浪費他的學習時間。
而我想找的就是這樣壹個模范學生。我想知道壹個符合學校各種標准，被這些規則培養出來的孩子長成什麼樣，於是從蘇明口中，我勾勒出了韓智的輪廓——
他從不和同學閒聊，也從不出去玩。幾乎全部時間都用來學習。之前有幾個相熟的同學對他的評價是，素質有待提高。韓智說過，自己根本沒有和別人深交的欲望，浪費時間也浪費感情，集體活動對於他來說是壹種負累，他覺得太沒意義了。他甚至會逃避大掃除之類的勞動。他覺得周圍人都是不可信的，私下裡，他告訴蘇明，比起同學甚至更信任她。他似乎和所有人都能相處得不錯，但沒有人能對他有進壹步了解。
蘇明對他的了解也有限。除了日常少有的接觸外，她只知道韓智的目標是考上985、211，並不是某所具體的學校，這些數字就像串口號，從他嘴裡順了出來。
好大學，好工作
蘇明記得，隔壁班有個學生問過政治老師，上大學有什麼意義？
老師回答，你先考上大學再說。
好像所有問題的答案都變成了同壹個——先考上大學再說。
然而這是壹所沒有幾個人能考上大學的高中。所以學生們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考大學是為了什麼？找好工作嗎？考不上怎麼辦？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答案。
比起朋友，小詩更在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她經常在網上刷到，很多研究生、本科生都找不到工作。“這個社會上馬上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她開始焦慮，更何況像她壹樣成績壹般的、這個學校畢業的人。她為此焦慮到叁節課都寫不進去作業。
你以後想幹什麼——這是她和很多同學對話的開場白。
能回答上來的沒有幾個。小詩覺得，以自己的成績很可能考不上本科，即便考上了，出來也無法找到體面的工作。
你都知道哪些工作？我問小詩。
她掰著手指頭數，公務員、老師、醫生，還有擺攤兒的。這都是她肉眼可及的工作，學校的老師不會告訴他們還有哪些看不見的職業。蘇明偷偷告訴我，其實這群孩子還知道壹個職業，就是網紅，他們學校已經出過好幾個小網紅了。
小詩成績其實還不錯。最近壹次分班中，她進了好班。這讓她稍微多了些信心。
她想著，也許可以先考個“好壹點兒”的大學，盡量不要走單招。至於哪所大學、什麼專業，她都沒要求。因為老師和家長只是讓他們考大學，沒說具體考什麼專業，以後幹什麼。
我問小詩，對於大學的想象是什麼。小詩說，非常美好——可以帶手機、點外賣、不用早起。朋友依然不在考慮的范圍內，因為大學同學來自天南海北，難有共同語言。再加上她看過很多涉及大學宿舍矛盾的短視頻，對於交到好朋友不抱任何希望。
崔敬則還是篤定地認為自己不適合學習。他在初叁那年就想過，學這些東西，以後真的用得到嗎？萬壹考不上高中，上完職高出來，又有什麼用？在他看來，學校裡學的東西，只有考了“好大學”，找到“好工作”才能用得上。而他壹開始就不在這個賽道裡。
在高中，崔敬不想學習，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老師勸他不要退學，實在不行就休學，到時候來考試就行了，“在學校裡待著不好嗎？玩兒也行，談戀愛也行啊。”
崔敬拒絕了，說沒意思。他覺得在現在這個年代，還講學習是唯壹出路，太滯後了。退學後，他嘗試了許多職業，當過HR、保安，還在燒烤店、咖啡店和甜品店打過工。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中的場景。
那段時間，他切身感受到學歷貶值了。做HR期間，他手裡過了不知多少本科畢業生的簡歷——他們中的很多人難以找到壹份體面的工作，而決定他們能否通過面試的，卻是壹個高中都沒畢業的未成年人。
當然，崔敬也很快因為未滿18歲而被開除了。
崔敬覺得，在這所縣中，根本沒有人真的相信學校說的，如果不學習就會怎樣，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學。小詩也意識到，其實很多同學完全不焦慮，因為他們已經想好畢業後進哪個廠了。
作為老師，蘇明會困惑，尤其是面對這群不愛學習的學生。究竟要怎麼備課？他們似乎什麼都不願意聽，但不認真去教，又會面臨績效考核的壓力。
蘇明其實很認同校領導說的那句話，“得給他們找點事做，不然他們就會自己找事情做”。可現實是，並沒有人真正為他們組織什麼活動——學校裡只有名頭上的社團，因為要申請評獎，但沒有任何社團活動，沒有集體項目，甚至連運動會的頒獎儀式都被省略。整個校園管理顯得如此混亂，許多事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開始，又不了了之地結束。
她只能壹再告訴學生，社會和你們想象的不壹樣，很多事情無法實現，但不要選擇放棄。
夢想
小詩向我描述過她的職業規劃：她原本想在剛過去的這個暑假學跳舞，高贰做藝術生，以後當舞蹈老師。因為小時候學過跳舞，她覺得自己還算有點天分。但最近壹次，媽媽帶她去了藝考機構，老師說，孩子太久沒跳舞了，藝考夠嗆。
當被問及是否還會繼續堅持，小詩沉默了壹會兒，“我現在17歲，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已經沒辦法像小時候那樣，別人說我不行，還偏要證明自己可以。”
她停頓了壹下，又補充，如果我連找工作都困難的話，那更別說不切實際的暢想了。
她用“不切實際的暢想”來代替更常用的“夢想”壹詞。對她來說，“夢想”太過奢侈，甚至羞於啟齒，說出來幼稚又可笑。
這種認知從初贰就開始了。小詩記得，當她對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感知後，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世界上有那麼多人，有那麼多同樣的小縣城，我的夢想根本實現不了。”
如果成績很好的話，配有夢想嗎？她想了想說，那是可以有的。
小詩有個成績很好的朋友，也是唯壹能回答出來“以後想幹什麼”的人，她說自己想當公務員。對於朋友的夢想，小詩並不意外，“估計成績好的理科生壹半都想考公務員。”
為什麼是理科生？我很奇怪。
“公務員不都是理科生嗎？”小詩也詫異了。從來沒有人告訴她公務員是文科還是理科考的，但既然別人都說這是好職業，她就下意識地認為好職業只屬於理科生。
比起夢想，崔敬更喜歡用“目標”這個詞。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有夢想，壹種是窮鬼，壹種是成績好的——前者純粹是窮瘋了，後者的夢想是“考清華北大”。
崔敬不知道成績差的人可以有什麼樣的夢想。
他向我抱怨，說曾經和爸媽提起過想當保安，他們說，你要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然後當個好保安；說想當兵，他們說，那你也要好好學習考上個本科再去當兵；說想當消防員，他們就說，憑什麼你覺得你會被選上呢？“我就奇了怪了，我這麼差的成績為什麼他們相信我能考上大學，不相信我能當消防員呢？”
這讓他產生了條件反射，所有夢想都必須經過考大學實現，於是他成了只有目標沒有夢想的人。他給自己制定了“壹伍計劃”——伍年之內，要去叁個城市打工，為後續的創業目標打下基礎。
隔壁班有個“夢想牆”，蘇明去參觀過。“很恐怖”，她說，所有學生的夢想都是“分數+院校”。整個學校裡最鼓勵學生空想、幻想、夢想的，是作風老派的年級主任，他如同打了雞血壹般鼓勵所有有志於考985、211的同學，告訴他們，只要努力壹切皆有可能。
但蘇明和同事們都知道，這所學校裸分能達到的巔峰，就是雙非院校。其實年級主任比他們心裡更清楚，985、211是不可能的。
但那壹刻，他只能當壹個造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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