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代人吃盡了時代紅利,而另壹代人被犧牲嗎?
然而,學歷的快速膨脹帶來的是教育回報率的急劇下滑,教育投入的收益越來越低。
1990年,個人教育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迅速下降,均跌破了7%,OECD的數據顯示,1999年,日本大學教育回報率有所回升,男性為7.9,女性僅為7.2,但仍遠低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美國14.9;英國18.5;法國14.3。(數據來源: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333)
教育已然變成了壹種高風險的投機行為,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努力,最終可能收效甚微。
研究生擴招政策出台後,每年拿到博士文憑的就有1.6萬人,但每年各個大學教師崗位的進人指標最多也不過4000人,結果大多數人只能先當臨時講師,收入低且不穩定,甚至有50%以上的概率,壹輩子都無法轉正。
3.提倡鄉村振興
城市容不下年輕人了,那鄉村呢?
在日本“就業冰河期”的陰影下,城市已不再是年輕人理想生活的保障地。高房租、低就業率、強壓力,令不少人不得不重新評估留在都市的代價。
1999年,日本修改出台《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鼓勵城市失業青年返鄉就業。2014年,又推出“地方創生”戰略,試圖緩解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和地方衰退的問題。
然而,這套機制在執行中逐漸顯露出“出口導向式治理”的問題:
很多“地方創生”項目更像是政府在為都市問題“找出口”,而非真正為地方培育新生機。
此外,多數逃離大城市、遷往鄉村的年輕人,並未獲得長期穩定的職業通道。他們從城市退場,卻沒有進入壹個有增長前景的新系統。除了極少數自願從事農業、手工藝、社區組織的“自洽型青年”,大多數人依舊身處不穩定、低收入的灰色地帶。這條路徑對年輕人來說更多是壹種“被迫退出”,與其說是“振興”,不如說是就業壓力下的無奈遷徙。
而無論是鼓勵零工經濟、大學擴招還是鄉村振興,都未曾觸及年輕人就業保障的根本問題。
更嚴重的是,日本政府還選擇性地忽視了壹個影響更為深遠、讓年輕人失去動力的關鍵因素——年金制度。
叁、代際分配失衡的年金制度
70年代,“團塊世代”作為強勢群體的年輕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日本制定了非常完善的養老制度,照顧被視為弱勢的老年人。
殊不知,20年後兩代人之間的經濟實力已然發生逆轉——年輕人成為了弱勢群體,而“團塊世代”在步入老年後依舊享受高收入、高資產的地位,“退休金比年輕人工資還高”的例子屢見不鮮。
結果就是——當年強勢的年輕人,如今在老年依然強勢;現在的年輕人,不僅處於經濟弱勢,還要承擔沉重的贍養負擔。居民收入正以年金的形式,從在職人員加速流向退休老人,這壹趨勢直接體現在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供養比上。
1950年,壹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由10個工作人口繳費供養,到2025年下降至不到兩個年輕人。
如果退休年齡沒有延遲至65歲,預計2040年,這個比率將降到略大於1的水平,幾乎壹個勞動人口就要供養壹個老人。(數據來源於OECD:Old-age dependency ratio)
肆、下流社會
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惡化,形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日本社會學家叁浦展提出了“下流社會”的概念,即社會缺乏經濟資源,也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希望和動力,階層在迅速滑落。
僅憑自己的收入無法自立的年輕人,不得不開始啃老,他們大多和父母同住,成為“全職兒女”。隨著時間推移,年輕群體開始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
壹部分人,他們父母非富即貴,從出生起就擁有優渥的物質和人脈條件,未來大概率也會沿著父母相同的軌跡繼續生活,實現相對穩定的階層延續;另壹部分無法依靠父母的年輕人,則迅速滑落社會底層,成為窮忙族、飛特族,陷入低薪、無保障的循環中。
2000年開始陸續曝光出許多隱瞞父母死訊,冒領養老金的事件。背後的故事都是父母用年金撐起全家支出,父母死後,子女便冒領年金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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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1990年,個人教育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迅速下降,均跌破了7%,OECD的數據顯示,1999年,日本大學教育回報率有所回升,男性為7.9,女性僅為7.2,但仍遠低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美國14.9;英國18.5;法國14.3。(數據來源: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333)
教育已然變成了壹種高風險的投機行為,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努力,最終可能收效甚微。
研究生擴招政策出台後,每年拿到博士文憑的就有1.6萬人,但每年各個大學教師崗位的進人指標最多也不過4000人,結果大多數人只能先當臨時講師,收入低且不穩定,甚至有50%以上的概率,壹輩子都無法轉正。
3.提倡鄉村振興
城市容不下年輕人了,那鄉村呢?
在日本“就業冰河期”的陰影下,城市已不再是年輕人理想生活的保障地。高房租、低就業率、強壓力,令不少人不得不重新評估留在都市的代價。
1999年,日本修改出台《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鼓勵城市失業青年返鄉就業。2014年,又推出“地方創生”戰略,試圖緩解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和地方衰退的問題。
然而,這套機制在執行中逐漸顯露出“出口導向式治理”的問題:
很多“地方創生”項目更像是政府在為都市問題“找出口”,而非真正為地方培育新生機。
此外,多數逃離大城市、遷往鄉村的年輕人,並未獲得長期穩定的職業通道。他們從城市退場,卻沒有進入壹個有增長前景的新系統。除了極少數自願從事農業、手工藝、社區組織的“自洽型青年”,大多數人依舊身處不穩定、低收入的灰色地帶。這條路徑對年輕人來說更多是壹種“被迫退出”,與其說是“振興”,不如說是就業壓力下的無奈遷徙。
而無論是鼓勵零工經濟、大學擴招還是鄉村振興,都未曾觸及年輕人就業保障的根本問題。
更嚴重的是,日本政府還選擇性地忽視了壹個影響更為深遠、讓年輕人失去動力的關鍵因素——年金制度。
叁、代際分配失衡的年金制度
70年代,“團塊世代”作為強勢群體的年輕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日本制定了非常完善的養老制度,照顧被視為弱勢的老年人。
殊不知,20年後兩代人之間的經濟實力已然發生逆轉——年輕人成為了弱勢群體,而“團塊世代”在步入老年後依舊享受高收入、高資產的地位,“退休金比年輕人工資還高”的例子屢見不鮮。
結果就是——當年強勢的年輕人,如今在老年依然強勢;現在的年輕人,不僅處於經濟弱勢,還要承擔沉重的贍養負擔。居民收入正以年金的形式,從在職人員加速流向退休老人,這壹趨勢直接體現在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供養比上。
1950年,壹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由10個工作人口繳費供養,到2025年下降至不到兩個年輕人。
如果退休年齡沒有延遲至65歲,預計2040年,這個比率將降到略大於1的水平,幾乎壹個勞動人口就要供養壹個老人。(數據來源於OECD:Old-age dependency ratio)
肆、下流社會
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惡化,形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日本社會學家叁浦展提出了“下流社會”的概念,即社會缺乏經濟資源,也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希望和動力,階層在迅速滑落。
僅憑自己的收入無法自立的年輕人,不得不開始啃老,他們大多和父母同住,成為“全職兒女”。隨著時間推移,年輕群體開始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
壹部分人,他們父母非富即貴,從出生起就擁有優渥的物質和人脈條件,未來大概率也會沿著父母相同的軌跡繼續生活,實現相對穩定的階層延續;另壹部分無法依靠父母的年輕人,則迅速滑落社會底層,成為窮忙族、飛特族,陷入低薪、無保障的循環中。
2000年開始陸續曝光出許多隱瞞父母死訊,冒領養老金的事件。背後的故事都是父母用年金撐起全家支出,父母死後,子女便冒領年金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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