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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研究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
饥荒研究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饥荒研究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转载仅为学术传播之所需，并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按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CDT 档案卡
标题：一篇有深度的饥荒研究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
作者：桃林
发表日期：2025.9.1
来源：微信公众号“桃林”
主题归类：三年困难时期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着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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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CDT 档案卡
标题：一篇有深度的饥荒研究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
作者：桃林
发表日期：2025.9.1
来源：微信公众号“桃林”
主题归类：三年困难时期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着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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