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 空姐决定辞职:飞机上"怪胎"太多
制度与实际之间存在落差。民航局及航司都支持为被投诉人员建立申诉机制,但孟莎的经验是,申诉成功,无非是个人的处罚取消,但会在领导那里留下“问题人员”的印象。“他会觉得我问题处理能力不行,惹投诉,影响以后潜在的晋级。”
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一线的空乘人员需要承担决策的代价。孟莎分享了一个例子:今年2月,新加坡航空的一架航班要从樟宜机场飞到上海浦东机场,在滑行起飞阶段,一名女子要求违规使用洗手间,遭拒绝后大吵大闹,新航中断了起飞,将这名女子送回了航站楼。
“这在国内就是‘天塌了’。”孟莎说,国内航司不可能做出这样果断维护秩序、“得罪”旅客的决策。但这恰恰说明新航具有原则性,能够严格履行安全制度。
“对我们一线空乘来说,这样才是合理的。只有管理层严格执行制度,我们才能严格执行。你自己摇摆不定,我们当然怕事了。”

《向风而行》 剧照
在她看来,国内航司“惯旅客”有文化上的因素,“喜欢那种会变通的”。同样遇到旅客要求在滑行阶段使用洗手间,国内航司考虑到滑行回航站楼会影响正点到达、牵涉复杂的部门和成本,很有可能期待乘务员“变通”。但在国外的文化里,规则边界清晰,“再大吵大闹,会被认为影响客舱秩序,你的情绪就不适合坐飞机”。
另一个大背景是国内航司严峻的经营环境。在过去的三年内,国航、东航及南航三大航司连续亏损,2023年总亏损达到约150亿。据2025年航司半年报,国航上半年净亏损18.06亿元,南航净亏损15.33亿元,东航净亏损14.41亿元。国泰、春秋、吉祥航空等航司则实现盈利。
民航业内卷,导致航司不敢与旅客尤其是高卡旅客“硬刚”,一线空乘人员更加弱势。“我们一直在顺从。”孟莎说。
一线空乘是否“硬气”,取决于身后航司给出的支持。
在张俪的印象里,能够“硬气”的国内航司是少数,比如国航。“国航真的格局大,国航的乘务员还挺硬气,因为后面有公司撑腰,该怎么样(履职)就怎么样。”
“我们的核心身份是安全专员”
来自异性旅客的骚扰,是女性空乘人员所面临的隐性困境。在飞行过程里,她们常常被索要联系方式。张俪记得,领导还会劝她们,可以加了但不回,或者给个小号,“又不会少块肉”。
遇到骚扰,只能冷处理,也很难向航司寻求保护。“因为公司会觉得,这是你私下的交流,没有办法干涉。总之没有公对公的机制保护,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处理能力差。”孟莎说。
Eitty则提到,她所在的航司明确过,支持空乘拒绝向旅客提供私人联系方式。但实际上没有更多的实质保护,在公司“稍微偏袒”高卡旅客的情况下,她们大多还是会提供——主动问起联系方式的,也多是“两舱”(头等舱、商务舱)的旅客。Eitty身边也有过同事因为长期遭受骚扰,而被迫离职。
“我们就像一个没有人权的机器一样。”孟莎觉得。遇到乘客偷拍自己,她要“好声好气”地先跟对方确认,对方是不是在拍自己。如果直接说“不要拍”,对方会怼过来,“谁拍你了,拍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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