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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着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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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着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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