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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美好的,罕見的,東亞家庭樣本
壹個美好的,罕見的,東亞家庭樣本壹個美好的,罕見的,東亞家庭樣本
去年9月末，我參加了壹場葬禮。逝者金松哲先生86歲，在他的葬禮上，54歲的女兒唐拉拉穿了壹身暗綠色的連衣裙，其他的親朋也都穿得花花綠綠，有穿紫色外套的，鮮橘色上衣的，棕色風衣的，還有白色、紫色、淡黃色的各式穿著——這是唐拉拉女士的要求，她明確地在父親的訃告中寫道：來者請穿著鮮艷的衣服。
葬禮上，唐拉拉還拒絕使用殯儀館提供的胸前小白花，也不甘心只有黃色的、白色的菊花，她特地為來賓們准備了很多鮮紅色的、粉紅色的玫瑰花。而在葬禮之前，父親生前最後停留在醫院的時光，她信守此前父女間的約定，沒有去ICU，沒有插管，拒絕了壹切創傷性搶救手段，主動撤掉了無創式呼吸機和維持生命的營養液，讓父親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安然離去。
但以上都不是這個故事的全貌，無論是對父親善終權的尊重，還是那場花花綠綠的葬禮，這背後是壹個在無條件的愛與信任中成長的普通女性——唐拉拉出生於1970年，在55年的人生中，她捧過鐵飯碗，做過中學老師，在圓明園畫家村窮困潦倒過，還在曾經的錘子科技做過公關，也做過廣告文案、記者、民工小學老師，她說，人生的絕大多數時間，她都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而這壹切，都源於她的家庭——這是壹個極為少見的東亞家庭樣本，在這個家庭中，每個人都擁有強大的愛的能力，並主動掌握著自己的生命。
以下故事根據唐拉拉本人講述，以及她發布在個人公眾號中的部分文章內容整理而成——
文｜周縵卿圖｜受訪者提供
爸爸走的那壹天
死亡其實不是壹瞬間的事，它是壹個過程。
大概伍六年前，有壹年秋天，我爸流感了，發燒。我帶他去醫院，去的路上，我爸就開始給我留遺言，他以為自己快不行了。他說，反正人總會到這個時候，該走就走，不要搶救，更不要住ICU，絕對不要插管子，不要有任何創傷性的搶救，該走就走了，很自然，你要放手。
但那次他過來了，沒事兒了，最近這肆伍年，他也是壹直喊我順其自然。他把後事也跟我交代得很清楚，想葬回老家的山上，不要墓地墓碑，就挖個坑埋骨灰，人來自大地，最後被大地吸收，他覺得特別好。但我不能接受，我說，我上哪兒祭拜？我願意花墓地的錢。他說，墓地是給子孫後代留負擔，你這代能來祭奠，再下壹代勉強能來祭奠，再後面的人，不認識我是誰，沒見過了，最後墳墓就是荒蕪的，結局可能就是被丟到垃圾箱沒有什麼意義。
我還是不願意，談到這個，我都快急哭了，沒有壹個具體的地方讓我獻花敬酒，我很難接受，而且我想，埋在土裡邊，又濕又冷又陰又潮，我心裡完全接受不了。但我爸說，人就來自土地，最後回歸土地，不要有任何標記，多踏實。最後我終於豁然開朗了，和我爸在他的身後事上達成共識了。
去年我爸去世前陷入昏迷，當時醫生告訴我，我爸身體的贰氧化碳嚴重超標，贰氧化碳排不出來，導致他會昏迷，不戴呼吸機，不做搶救的話，可能也就兩叁個小時。但我們肯定是不住ICU，要了壹個單間，不做任何創傷性搶救。無創的面罩呼吸機我開始答應戴了，但勒著臉，很有壓迫性，我硬撐了倆小時，終於還是不忍心讓他難受，堅持讓醫生摘掉。醫生說，不插管也不戴面罩的話，過不了今晚，我說那也不要。
那壹晚上，我對著他聊了好多小時候的事兒，他其實是有意識的，有柒八次，他都努力做出回應。第贰天，醫生給他輸了營養液，上面會掛很多袋子，下午肆點多的時候，我的兒子都都，他13歲，他問我，姥爺到底能不能醒來，我說，不可能醒來，我們在這樣等時間。都都就說，那我們還掛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我說，是沒有意義，可能讓姥爺再延續壹點生命。但都都的話也點醒了我，如果掛這些東西，只能讓他痛苦，後面的時間壹直痛苦的話，有什麼意義？
但真到了那壹刻，我其實很糾結，內心仍然會經歷這種矛盾的折磨：繼續輸液，是可能讓他的生命多維持壹段，但也就意味著讓心肺衰竭、呼吸衰竭的爸爸多受壹些時間的痛苦。可摘掉所有，就意味著親手剝奪了他最後的生命時長，要怎麼辦？要做這個抉擇真是太艱難了，心血管像打了結壹樣擰著勁兒地疼。
想起爸爸對我說過很多次的臨終願望，希望走的時候，沒有任何痛苦，不搶救，不插任何管子，沒有任何的嘈雜的聲音。我就跟醫生說，把所有的東西都撤了，這些液都不輸了，兩邊的那些機器都撤了，醫生跟我確認好多次，我堅持撤掉，撤掉了之後，我爸就長舒了壹口氣，他壹下子就舒服了，清靜了，剩下的時間，就是給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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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葬禮上，唐拉拉還拒絕使用殯儀館提供的胸前小白花，也不甘心只有黃色的、白色的菊花，她特地為來賓們准備了很多鮮紅色的、粉紅色的玫瑰花。而在葬禮之前，父親生前最後停留在醫院的時光，她信守此前父女間的約定，沒有去ICU，沒有插管，拒絕了壹切創傷性搶救手段，主動撤掉了無創式呼吸機和維持生命的營養液，讓父親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安然離去。
但以上都不是這個故事的全貌，無論是對父親善終權的尊重，還是那場花花綠綠的葬禮，這背後是壹個在無條件的愛與信任中成長的普通女性——唐拉拉出生於1970年，在55年的人生中，她捧過鐵飯碗，做過中學老師，在圓明園畫家村窮困潦倒過，還在曾經的錘子科技做過公關，也做過廣告文案、記者、民工小學老師，她說，人生的絕大多數時間，她都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而這壹切，都源於她的家庭——這是壹個極為少見的東亞家庭樣本，在這個家庭中，每個人都擁有強大的愛的能力，並主動掌握著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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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縵卿圖｜受訪者提供
爸爸走的那壹天
死亡其實不是壹瞬間的事，它是壹個過程。
大概伍六年前，有壹年秋天，我爸流感了，發燒。我帶他去醫院，去的路上，我爸就開始給我留遺言，他以為自己快不行了。他說，反正人總會到這個時候，該走就走，不要搶救，更不要住ICU，絕對不要插管子，不要有任何創傷性的搶救，該走就走了，很自然，你要放手。
但那次他過來了，沒事兒了，最近這肆伍年，他也是壹直喊我順其自然。他把後事也跟我交代得很清楚，想葬回老家的山上，不要墓地墓碑，就挖個坑埋骨灰，人來自大地，最後被大地吸收，他覺得特別好。但我不能接受，我說，我上哪兒祭拜？我願意花墓地的錢。他說，墓地是給子孫後代留負擔，你這代能來祭奠，再下壹代勉強能來祭奠，再後面的人，不認識我是誰，沒見過了，最後墳墓就是荒蕪的，結局可能就是被丟到垃圾箱沒有什麼意義。
我還是不願意，談到這個，我都快急哭了，沒有壹個具體的地方讓我獻花敬酒，我很難接受，而且我想，埋在土裡邊，又濕又冷又陰又潮，我心裡完全接受不了。但我爸說，人就來自土地，最後回歸土地，不要有任何標記，多踏實。最後我終於豁然開朗了，和我爸在他的身後事上達成共識了。
去年我爸去世前陷入昏迷，當時醫生告訴我，我爸身體的贰氧化碳嚴重超標，贰氧化碳排不出來，導致他會昏迷，不戴呼吸機，不做搶救的話，可能也就兩叁個小時。但我們肯定是不住ICU，要了壹個單間，不做任何創傷性搶救。無創的面罩呼吸機我開始答應戴了，但勒著臉，很有壓迫性，我硬撐了倆小時，終於還是不忍心讓他難受，堅持讓醫生摘掉。醫生說，不插管也不戴面罩的話，過不了今晚，我說那也不要。
那壹晚上，我對著他聊了好多小時候的事兒，他其實是有意識的，有柒八次，他都努力做出回應。第贰天，醫生給他輸了營養液，上面會掛很多袋子，下午肆點多的時候，我的兒子都都，他13歲，他問我，姥爺到底能不能醒來，我說，不可能醒來，我們在這樣等時間。都都就說，那我們還掛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我說，是沒有意義，可能讓姥爺再延續壹點生命。但都都的話也點醒了我，如果掛這些東西，只能讓他痛苦，後面的時間壹直痛苦的話，有什麼意義？
但真到了那壹刻，我其實很糾結，內心仍然會經歷這種矛盾的折磨：繼續輸液，是可能讓他的生命多維持壹段，但也就意味著讓心肺衰竭、呼吸衰竭的爸爸多受壹些時間的痛苦。可摘掉所有，就意味著親手剝奪了他最後的生命時長，要怎麼辦？要做這個抉擇真是太艱難了，心血管像打了結壹樣擰著勁兒地疼。
想起爸爸對我說過很多次的臨終願望，希望走的時候，沒有任何痛苦，不搶救，不插任何管子，沒有任何的嘈雜的聲音。我就跟醫生說，把所有的東西都撤了，這些液都不輸了，兩邊的那些機器都撤了，醫生跟我確認好多次，我堅持撤掉，撤掉了之後，我爸就長舒了壹口氣，他壹下子就舒服了，清靜了，剩下的時間，就是給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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