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人,如何打工?"如此打工30年"
占有兵:1995年,我从武警四川总队退伍后就开始到广东打工。那时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丈母娘都在老家,每年回去,他们总会问起我在广东的生活。尤其是我的丈母娘,她一直想来广东看看,但很遗憾直到去世都没有来过。我很想跟他们讲清楚这里的生活,但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让他们感受到。于是我就想下次再回来时直接拍些照片,这比所有的语言都要直观些。
当时的工作也特别不安定。我最短的一份工作做了三个月,最长的(工作)也才做了一年。生活中有一种剧烈的不安全感,而人总是需要某个能够安定自己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尝试和摸索,也试过用文字记录,但也没有坚持下来。我记得那阵子我也喜欢看报纸,但印象中当时几乎所有关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报道都有些负面,比如“富士康员工跳楼”“智利玩具厂大火”,而实际上我们出来打工时,24岁就已经算年纪大了,在这些新闻报道之外,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具体的。我就想用照片记录下这些。
新京报:如今你已经离开工厂,成了一名摄影记者。以“摄影记者”这样的身份再去到一线工厂去拍摄,和当年打工时的拍摄有没有什么不同?
占有兵:我一直是把每次去工厂的机会当作最后一次拍摄机会。有可能某天这家工厂倒闭了,有可能工厂老板起初愿意、后来又不同意你拍了,这些都很正常。
以前有人建议过我,为什么不找几个工人追踪一下,持续地拍摄?这会产生很大的成本,我又付不起这么多钱。我现在所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只在长安镇这一个地方拍摄,持久地拍摄。一条路走过一千次后,你看到的东西一定不一样。
这么多年拍下来,我时常在想,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有接近三亿人出来打工,人人都在说“中国制造”的东西已经触达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可是为什么这背后的三亿人如何工作的、如何生活的?我一张一张拍,至少可以让更多人在买到这些东西时,会有某一瞬间想起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是什么样的,这才真正能让具体的人和这个大的时间段有一个完整的互动。只有我们的处境被越来越多人看见的时候,改变才会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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