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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社保大讨论,以前我们有太多误解
全民社保大讨论,以前我们有太多误解全民社保大讨论,以前我们有太多误解
话题始于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大致的意思是，无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如何约定不缴社保，法院都会认定无效；若用人单位“按约定”未缴纳社保，劳动者离职时要求支付补偿，打官司会胜诉。
市场显然有些过度反应了。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什么“社保新规”，只是重申与确认，统一了司法裁量标准；而所谓的“强制”，按照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缴纳社保本身就具有强制性，“强制社保”不仅适用于国内，国际上也是如此。
尽管这些天的社保大讨论存在着诸多过度阐释与误读，甚至是以讹传讹，但公众的关切乃至焦虑无疑是真切的，恰恰反映了“社保”二字如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如何平衡好灵活、自愿、规模三者之间的关系。
01
此次外界对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最大误读，除了“强制”，就是“全民”。
无论按照司法解释，还是《劳动法》，指向的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按照这个理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就是“有劳动关系”和“无劳动关系”，即学界常说的“二分法”。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完全套用这种劳动关系的规定，长期处于一个“战略模糊”的地带。
也就是说，灵活就业者并不在所谓“强制社保”的法律范畴之内。在人社部2021年发布的56号文中，则是创新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将灵活就业人员单独归为一类保障对象，被外界解读为著名的“劳动三分法”。
但公众的焦虑与误读也是有价值的，其最大价值在于：将中国社会对灵活就业者是否要上社保的疑虑与争议“公开化”了，纳入了全民讨论的大视野之下。
更关键是，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灵活自愿”的重要性，这对于第三产业相关就业者的意义更为突出。
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得出，现阶段的公众共识是：社保当然是个好东西，但2亿多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问题不可一刀切，只可渐进推动。
02
在中国，灵活就业者是否要上社保，如何上社保，政界、商界、学界已讨论经年，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
“给谁上？谁给上？怎么上？”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涉及新就业群体的结构性问题。
这其中的所有纠结、争议，无非是如何兼顾劳动者意愿与扩大社保覆盖率的需求。
据2020年发布的《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对象中不缴社保的占比51.3%，缴了公积金的仅有17.4%。
看重现金流大于晚年保障的，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就拿骑手职业为例，他们工作时间灵活、高度弹性、过渡工作，而职工则要求“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地点固定，基本不允许兼职，这也决定无法简单沿袭传统基于固定劳动关系而来的社保制度。
数据显示，超过九成骑手都是兼职众包，超过三成的骑手在平台上工作不到半年。根据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课题组调研，仅不到一成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平台则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交社保就是资本家压榨劳动者，是不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企业“一边摸索一边挨骂”是常态。矛盾的根源在于，传统的职工社保模式，要适用新就业群体，存在许多难点。
这几年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灵活用工平台，一直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保改革“打样”，摸索切实可行的范式。
其中一种范式，沿用传统用工，企业全部兜底骑手的五险一金，局限性在于高门槛，只有少部分头部的全职骑手有资格获得，即京东模式，它更接近于建立一支有“编制”的精英小分队，目前大约覆盖15万骑手。
第二种范式则是在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基础上，探索是以“参保补贴”等分担机制，骑手自愿交，符合条件的平台补贴一半，即美团模式，不区分全职或者兼职，预计年底在全国铺开，大约能覆盖百万骑手。
此外，美团还宣布，骑手“工伤险”已在试点省份累计为近700万名骑手缴纳保费，从7月1日起扩大范围至17个省市，由美团全额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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