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和普京的交易,关中国什么事?
尽管随着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世俗化的强化，宗教色彩变得淡薄。但宗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战争，战争也一直在求助于宗教。世俗化是近代物质利益发展和商业理性的产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商业理性的崛起终于可以促使世界逃离基于宗教非理性之上的战争。既然商业世界可以通过正常的竞争而获得利益，并且商业世界的竞争往往是双赢的游戏，那么为什么国家还需要诉诸于非理性的因素呢？不用说宗教了，连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都不重要了（熊彼特的观点）。但这些论断经不起经验的考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宗教战争亦然。宗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信仰、文明和文化等类宗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只要政治存在着，宗教或者类宗教就会介入战争。
迄今，世俗化还在继续，但宗教依然存在。实际上，人们很难排除世界再宗教化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类。只要是人类，物质利益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精神或者其它文化因素。在宗教文明中，西方是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但现在西方本身已经出现了不适应。作为西方大本营的美国就是典型例子。宗教政治是今天特朗普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另一些从宗教转向世俗的国家也出现不适应。土耳其是典型。自近代以来，土耳其走的是“世俗化”路线，但近几十年来，土耳其走的是“再宗教化”路线。要意识到，这些都是主权国家的“宗教化”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那么人们更没有理由否定宗教政治的回归了。尽管宗教极端主义的单位体现为非主权国家，但不仅其本身的崛起是政治所为，而且这些非主权国家的行为和主权国家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可见（或者人们能够理解）的边界。
在当代，宗教战争这一论题因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再次升温。亨廷顿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为一本专着，取名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作者这里所说的是产生于西方文明的两种世俗意识形态，即西方基于绝对私有产权之上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苏联基于绝对公有产权之上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尽管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作者也多被批评和攻击。不过，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国家国际关系本质性的东西。
04五大圈层结构与复杂的西方国际关系
如果是物质利益主导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是可以度量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理性只是物质利益，那么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一旦当宗教、文明和文化这些主导或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便失去了度量的依据；如果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更是为了不可度量的软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确定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因此，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国际关系存在太多未知，美国内部、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美俄之间、伊斯兰国家之间、伊朗与美国之间.....到底在发生什么？很多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出乎意料就是因为不理解。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得惊人：美国与欧洲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也发生冲突和战争（最典型的是一战和二战），但为什么在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又表现为团结？为什么特朗普如此这般对待欧洲，欧洲还是那么“倾心”于美国？为什么欧洲国家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抗美国？欧洲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俄罗斯总是要加入西方，变成西方，而西方不接受俄罗斯？美国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美俄双方都会作出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行为，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
我们更不知道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除了我们观察到它们两者之间经常在发生冲突。我们不知道中东的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伊朗和美国以如此“巧妙”的方式来互动？
很多人自以为理解这些，但充其量也只是假装知道。实际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经常会犯判断性错误。例如，为什么最近在我们认为有利的形势下召开的中欧峰会没有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果？为什么特朗普和普京一边斗争激烈而一边搞“亲密”接触？为什么人们对美俄两国的互动感到紧张，无论是斗争还是接触？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的不理解所致。
西方的国际关系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交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交织、世俗和宗教的交织，而这些交织又体现为一种几乎神秘的“圈层”结构。这使得很多时候，人们对此难以理解，更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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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世俗化还在继续，但宗教依然存在。实际上，人们很难排除世界再宗教化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类。只要是人类，物质利益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精神或者其它文化因素。在宗教文明中，西方是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但现在西方本身已经出现了不适应。作为西方大本营的美国就是典型例子。宗教政治是今天特朗普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另一些从宗教转向世俗的国家也出现不适应。土耳其是典型。自近代以来，土耳其走的是“世俗化”路线，但近几十年来，土耳其走的是“再宗教化”路线。要意识到，这些都是主权国家的“宗教化”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那么人们更没有理由否定宗教政治的回归了。尽管宗教极端主义的单位体现为非主权国家，但不仅其本身的崛起是政治所为，而且这些非主权国家的行为和主权国家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可见（或者人们能够理解）的边界。
在当代，宗教战争这一论题因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再次升温。亨廷顿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为一本专着，取名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作者这里所说的是产生于西方文明的两种世俗意识形态，即西方基于绝对私有产权之上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苏联基于绝对公有产权之上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尽管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作者也多被批评和攻击。不过，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国家国际关系本质性的东西。
04五大圈层结构与复杂的西方国际关系
如果是物质利益主导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是可以度量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理性只是物质利益，那么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一旦当宗教、文明和文化这些主导或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便失去了度量的依据；如果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更是为了不可度量的软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确定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因此，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国际关系存在太多未知，美国内部、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美俄之间、伊斯兰国家之间、伊朗与美国之间.....到底在发生什么？很多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出乎意料就是因为不理解。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得惊人：美国与欧洲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也发生冲突和战争（最典型的是一战和二战），但为什么在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又表现为团结？为什么特朗普如此这般对待欧洲，欧洲还是那么“倾心”于美国？为什么欧洲国家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抗美国？欧洲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俄罗斯总是要加入西方，变成西方，而西方不接受俄罗斯？美国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美俄双方都会作出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行为，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
我们更不知道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除了我们观察到它们两者之间经常在发生冲突。我们不知道中东的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伊朗和美国以如此“巧妙”的方式来互动？
很多人自以为理解这些，但充其量也只是假装知道。实际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经常会犯判断性错误。例如，为什么最近在我们认为有利的形势下召开的中欧峰会没有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果？为什么特朗普和普京一边斗争激烈而一边搞“亲密”接触？为什么人们对美俄两国的互动感到紧张，无论是斗争还是接触？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的不理解所致。
西方的国际关系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交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交织、世俗和宗教的交织，而这些交织又体现为一种几乎神秘的“圈层”结构。这使得很多时候，人们对此难以理解，更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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