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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18万的乡村CEO,不到一年就辞职
年薪18万的乡村CEO,不到一年就辞职年薪18万的乡村CEO,不到一年就辞职
“在乡村里，每一件事都离不开外部资源。”他说。例如，在改良水稻种植技术、数字化、模式运营等方面，永安村分别与浙江大学不同的教授团队建立了联系，寻求帮助。
“稻田认养”是永安村出名的致富经：吸引70余家企业以8万元/年认养10亩稻田，可线上监测种植情况，村里则保证产量，产出的大米及衍生品均归企业所有。2021年，刨去种粮成本，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555元提升至5800元。
2022年，刘松团队开始探索直播电商，此后2年间不断调整品类、更换主播和直播方法，一直没有挣到钱。“相比东北米，浙江米很难做出优势。我们想到南方人爱喝酒的习惯，最终确定开发不同风味的米酒产品。”刘松说。去年9月，米酒产品在试播阶段就卖断了货。当前，“永安米酒”在抖音电商最高的单品月销量达4.6万单。
同创业公司一样，乡村CEO也会面临资金困境，但对外融资的机制却很薄弱。
2021年，金鼓村合作社种植的无花果供不应求，正当黄金计划增加种植面积时，国家出台了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他随后调整思路，打算筹建无花果加工厂房，转向中高端市场。面对加工厂房的资金缺口，村民们面面相觑。黄金找了诸多风投机构和农业大公司，但被一一拒绝。最终，他给老东家腾讯发去了一封求助邮件，意外得到了回信与资金支持，才解决了难题。
谁说了算？
乡村CEO的命运，还与村干部有关系。
张金来对此深有感触。他表示，是否跟村干部交往融洽，村“两委”的战斗力如何，村干部是否想做事且愿意逐步放权，都会影响工作的开展。“和村民之间的沟通，基本由村干部帮我们解决了，让我们专注经营。”他说。
他告诉村干部，周垟村经济模式落后，缺乏IP和品牌，文旅业态单一，计划打造年轻人喜欢的生活创意社区。目前，团队正推进青年公社、宠物主题乐园、岛上民宿等项目，为非遗醋文化做联名款产品设计，改造闲置民居的计划也即将施工。
能按照既定蓝图改造村庄，是许多乡村CEO的浪漫理想，但现实情况并不尽然。
村属企业的公司董事长一般由村书记兼任，职业经理人则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经营事项。
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去年8月发布的一份《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试点工作方案》指出，鼓励探索事经适度分离。所谓事经适度分离，是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村班子主要负责村级日常事务和村民的服务管理，村属企业负责村级资源、资产运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通过制定、参与制定村属企业章程的方式，维护本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及股东的权益。但现实中，村庄的日常事务和经济事务，很难泾渭分明。
2024年6月，杭州某区招聘多名职业经理人，吴岳来到了其中一个村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工作更像是“一名高级的村务工作者”，更多是为政府计划好的项目镶金边、打下手和做宣传。
吴岳的工作遵循既定计划，村集体资产的效率确有提升。但他在运营视角看到了诸多挑战：村内业态都属于小体量运营，不具有持续性的带动效应；村里有发展潜力、客群稳定的业态，理论上能结合其他资产打造新业态，但公司没有足够的运营性资金招聘专职运营员工。
他还提到，乡村经营涉及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的监管，强村公司的自由度多一分，乡镇监管压力也多一分，保障了资金安全，但也放缓了公司发展的步伐。
由于缺乏制度性规范，“如何平衡乡村运营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这一议题，只能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试错。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与昆明市启动共建6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雁塔村是其中之一。2021年3月，雁塔村的青年赵全康受村干部邀请，回乡担任CEO，兼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雁塔村的村集体经济在过去依赖矿产资源分红，从未有过经营性收入。赵全康团队接手了村里的主要经营点，负责核心区招商、商业运营、会议接待、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等事务，并开发“花巷雁塔”品牌，团队一度壮大到17人。由于实验启动早，专业化的经营带来了显着改变，村集体收入从2020年的10.9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104.2万元。
团队负责为村里引流获客，为促进良性竞争，也负责制定商业规则。“矛盾在于，我们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赵全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会听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声音，“如果到访旅行团多由我们接待，其他商家会不满意，但团队需要靠自己挣工资。如果我们不做活动，大家都做不到生意，也会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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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稻田认养”是永安村出名的致富经：吸引70余家企业以8万元/年认养10亩稻田，可线上监测种植情况，村里则保证产量，产出的大米及衍生品均归企业所有。2021年，刨去种粮成本，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555元提升至5800元。
2022年，刘松团队开始探索直播电商，此后2年间不断调整品类、更换主播和直播方法，一直没有挣到钱。“相比东北米，浙江米很难做出优势。我们想到南方人爱喝酒的习惯，最终确定开发不同风味的米酒产品。”刘松说。去年9月，米酒产品在试播阶段就卖断了货。当前，“永安米酒”在抖音电商最高的单品月销量达4.6万单。
同创业公司一样，乡村CEO也会面临资金困境，但对外融资的机制却很薄弱。
2021年，金鼓村合作社种植的无花果供不应求，正当黄金计划增加种植面积时，国家出台了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他随后调整思路，打算筹建无花果加工厂房，转向中高端市场。面对加工厂房的资金缺口，村民们面面相觑。黄金找了诸多风投机构和农业大公司，但被一一拒绝。最终，他给老东家腾讯发去了一封求助邮件，意外得到了回信与资金支持，才解决了难题。
谁说了算？
乡村CEO的命运，还与村干部有关系。
张金来对此深有感触。他表示，是否跟村干部交往融洽，村“两委”的战斗力如何，村干部是否想做事且愿意逐步放权，都会影响工作的开展。“和村民之间的沟通，基本由村干部帮我们解决了，让我们专注经营。”他说。
他告诉村干部，周垟村经济模式落后，缺乏IP和品牌，文旅业态单一，计划打造年轻人喜欢的生活创意社区。目前，团队正推进青年公社、宠物主题乐园、岛上民宿等项目，为非遗醋文化做联名款产品设计，改造闲置民居的计划也即将施工。
能按照既定蓝图改造村庄，是许多乡村CEO的浪漫理想，但现实情况并不尽然。
村属企业的公司董事长一般由村书记兼任，职业经理人则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经营事项。
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去年8月发布的一份《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试点工作方案》指出，鼓励探索事经适度分离。所谓事经适度分离，是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村班子主要负责村级日常事务和村民的服务管理，村属企业负责村级资源、资产运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通过制定、参与制定村属企业章程的方式，维护本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及股东的权益。但现实中，村庄的日常事务和经济事务，很难泾渭分明。
2024年6月，杭州某区招聘多名职业经理人，吴岳来到了其中一个村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工作更像是“一名高级的村务工作者”，更多是为政府计划好的项目镶金边、打下手和做宣传。
吴岳的工作遵循既定计划，村集体资产的效率确有提升。但他在运营视角看到了诸多挑战：村内业态都属于小体量运营，不具有持续性的带动效应；村里有发展潜力、客群稳定的业态，理论上能结合其他资产打造新业态，但公司没有足够的运营性资金招聘专职运营员工。
他还提到，乡村经营涉及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的监管，强村公司的自由度多一分，乡镇监管压力也多一分，保障了资金安全，但也放缓了公司发展的步伐。
由于缺乏制度性规范，“如何平衡乡村运营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这一议题，只能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试错。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与昆明市启动共建6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雁塔村是其中之一。2021年3月，雁塔村的青年赵全康受村干部邀请，回乡担任CEO，兼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雁塔村的村集体经济在过去依赖矿产资源分红，从未有过经营性收入。赵全康团队接手了村里的主要经营点，负责核心区招商、商业运营、会议接待、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等事务，并开发“花巷雁塔”品牌，团队一度壮大到17人。由于实验启动早，专业化的经营带来了显着改变，村集体收入从2020年的10.9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104.2万元。
团队负责为村里引流获客，为促进良性竞争，也负责制定商业规则。“矛盾在于，我们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赵全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会听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声音，“如果到访旅行团多由我们接待，其他商家会不满意，但团队需要靠自己挣工资。如果我们不做活动，大家都做不到生意，也会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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