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悲剧归罪于男孩,成了日本的流行观点
1945年的轰炸,让《萤火虫之墓》原著作者野坂昭如失去了父母。悲剧发生后,14岁的他带着16个月的妹妹寄宿到亲戚家里,在动画版中经典的带妹妹去海边,给她抓萤火虫的片段,都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不过,在后来的自述中,野坂昭如说整个故事是一部赎罪之作,因为现实中的他并没有像清太那样负责,他曾经为了停止妹妹的苦恼而打她的头,还吃掉了本该分给妹妹的食物——以至于他认为是自己造成了妹妹的早逝。
我是最后一代能传递战争经验的人——在生前,他曾这样说。
《萤火虫之墓》堪称日本战后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之一,尽管他在技巧上是感人至深的,但内核中对战争的反思却是含糊而破碎的。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去追问战争根源,只强调拒绝战争”的和平主义视角——这种态度在日本社会已成为某种主流叙事,甚至在中国舆论场也常常能见到,即日本人民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然而,这类作品往往止步于“战争很惨烈,不应再发生”的表层哀悼,却缺乏对战争责任与历史根源的系统清算。这使得所谓的反思如同无根之木,极其脆弱。
一旦社会承压,脆弱的和平叙事便开始松动:从苛责虚构人物,到批判现实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心态不断扩散,并与保守议程形成合谋,共同将社会矛盾转嫁于弱者。
更深远的问题在于,日本作为二战的主要发动者和加害者,其对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创伤,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们错了,以后不这样了”就能化解的。
这种叙事下造成了缺乏真诚的罪责意识和彻底的历史检讨,不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历史对话与和解,反而会将整个国家引向更加封闭、狭隘的身份叙事。
Image战后日本人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除了和平主义叙事,还有民族主义和和解主义,三者分别强调受害者身份、民族英雄身份和战争罪犯身份彼此对立。
那么,为什么和平主义的受害者视角在日本最为流行?
一、尽管在二战后期,日本军队在各个战场不断“玉碎”,但日本民众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还得从1944年末盟军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才有感知。
在《帝国的银幕》一书中,作者彼得·海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回想1945年,我怎么也不觉得是1944年的延续...2月还好,3月就一下凄惨到底了。”
回忆者所述的3月,是李梅火攻东京刚刚结束,盟军战略轰炸的全面升级,此时距离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不到半年。
正是这种感知,使得日本关于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大多都围绕与美国的战争展开,以至于他们眼中的战败,是中途岛海战、是在新几内亚被澳大利亚人虐杀、是广岛长崎挨原子弹,而不是在中国的战败。
认知偏差自然使得他们对持续更久的侵略战争感知偏弱,更无法形成侵略罪行的整体史观,只能给自己困在狭隘的受害者视角下自怜。

1943年的东京有乐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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