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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争悲剧归罪于男孩,成了日本的流行观点
把战争悲剧归罪于男孩,成了日本的流行观点把战争悲剧归罪于男孩,成了日本的流行观点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外国人的敌意迹象也正在出现。
基于少数特殊案例和假新闻，日本社交媒体里流传着外国人被过度优待，以及是扰乱日本治安罪魁祸首的言论。
在2025年众议院选举中，这种不满和敌意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最大的赢家就是高呼“日本优先”的保守派政党参政党，他们在参议院席位从1席飙升至15席。
这种把问题归结于弱者的心态，是失去30年后，经济长期阴郁的必然结果。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伦理与终身雇佣制度一起动摇。小泉政府为了应对财政赤字、长期停滞和社会怨气，在2000年代初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
一方面，他以结构改革为名，推进市场化、削减公共支出；另一方面，开始强调自我努力的概念，随着这种自己责任论的扩散，贫困、失业与不稳定就业逐渐被解释为个人不努力的结果，社会困境在舆情中也开始被转嫁到个体身上。
这样巨大的变动对日本人的精神冲击是很大的，在《00年代的想象力》中，作者宇也常宽这样写道：
“泡沫经济的崩溃摧毁了经济繁荣，冷战的终结湮灭了宏大叙事...90年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不自由却温暖的世界，变成了自由却冰冷难懂的世界...但到了21世纪，小泉纯一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幸存感的心态被整个社会接受，即社会不会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活下去。”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现实数据清晰地表明，即便大多数人竭尽所能，仍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自觉生活拮据。
根据日本厚生省7月4日发布的一项报告，2024年日本社会中超过一半的家庭处于生活拮据的状态，其中育儿家庭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单人家庭数量创新高，而有子女的家庭比例创下历史新低。
这项报告说明日本社会正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人们面对生活成本高企的经济问题，感受到切实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加剧了单人家庭的孤立感与脆弱感。
而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经济困顿、阶层固化、资源分配紧张的环境中，群体更容易将怨恨与焦虑投射到社会中最无力反抗的群体身上，从而形成弱者歧视的普遍心态。
攻击弱者的心态和攻击清太的说辞，在这样的时代里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对仗。
他们对于失落的人来说是安慰剂，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之下，通过告诉自己清太是自作自受，来告诉自己只要懂事、努力，就不会在这个时代沦落到《萤火虫之墓》的田地。
但遗憾的是，就像《萤火虫之墓》里清太和西宫阿姨都是受害者一样，经济结构性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懂事和努力而消失。
为什么日本这样的转变和我们有关？
因为恐弱与排外的同构叙事，不仅是经济焦虑的社会出口，更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好兄弟；前者塑造敌意对象，后者为其提供叙事合法性，两者互相豢养，试图凝聚认同，也带来与周边国家的必然摩擦。
如果你不相信这种叙事的效力，那么你看看刚刚拿下大量席位的参政党的野心就知道了，他们党派的可不只是强调限制移民、削减外籍人士福利以及重回传统日本价值观。
看看他们在《新日本国宪法（构想案）》中提到的“天皇主权说”和“强调教育敕语、天皇诏敕”的教育改革...这些带有强烈的1945年前，昭和军国主义色彩的政治议程，就足够令人担忧了。
想到这，你就能理解《萤火虫之墓导演》高畑勋的担忧了：
“...当时的社会极为压抑，而在社会生活中最为糟糕的“集体主义”正弥漫其间。在那样的时代里，西宫阿姨所说的话，既不算特别冷酷，也不算特别过分。
故事的主人公清太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反其道而行，试图仅凭他和节子两人营造一个“纯粹的家庭”这正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反时代”的行为。
如今的青少年以及我们这些大人之所以能够在情感上理解清太，是因为时代发生了逆转，价值观也反转了。
然而，若有一天时代再度逆转，人们可能就无法再对清太产生共鸣，反而会像西宫的阿姨一样，将清太视为理所当然该被指责的存在。
如果未来主流舆论认为清太应该被谴责，我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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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少数特殊案例和假新闻，日本社交媒体里流传着外国人被过度优待，以及是扰乱日本治安罪魁祸首的言论。
在2025年众议院选举中，这种不满和敌意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最大的赢家就是高呼“日本优先”的保守派政党参政党，他们在参议院席位从1席飙升至15席。
这种把问题归结于弱者的心态，是失去30年后，经济长期阴郁的必然结果。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伦理与终身雇佣制度一起动摇。小泉政府为了应对财政赤字、长期停滞和社会怨气，在2000年代初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
一方面，他以结构改革为名，推进市场化、削减公共支出；另一方面，开始强调自我努力的概念，随着这种自己责任论的扩散，贫困、失业与不稳定就业逐渐被解释为个人不努力的结果，社会困境在舆情中也开始被转嫁到个体身上。
这样巨大的变动对日本人的精神冲击是很大的，在《00年代的想象力》中，作者宇也常宽这样写道：
“泡沫经济的崩溃摧毁了经济繁荣，冷战的终结湮灭了宏大叙事...90年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不自由却温暖的世界，变成了自由却冰冷难懂的世界...但到了21世纪，小泉纯一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幸存感的心态被整个社会接受，即社会不会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活下去。”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现实数据清晰地表明，即便大多数人竭尽所能，仍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自觉生活拮据。
根据日本厚生省7月4日发布的一项报告，2024年日本社会中超过一半的家庭处于生活拮据的状态，其中育儿家庭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单人家庭数量创新高，而有子女的家庭比例创下历史新低。
这项报告说明日本社会正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人们面对生活成本高企的经济问题，感受到切实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加剧了单人家庭的孤立感与脆弱感。
而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经济困顿、阶层固化、资源分配紧张的环境中，群体更容易将怨恨与焦虑投射到社会中最无力反抗的群体身上，从而形成弱者歧视的普遍心态。
攻击弱者的心态和攻击清太的说辞，在这样的时代里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对仗。
他们对于失落的人来说是安慰剂，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之下，通过告诉自己清太是自作自受，来告诉自己只要懂事、努力，就不会在这个时代沦落到《萤火虫之墓》的田地。
但遗憾的是，就像《萤火虫之墓》里清太和西宫阿姨都是受害者一样，经济结构性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懂事和努力而消失。
为什么日本这样的转变和我们有关？
因为恐弱与排外的同构叙事，不仅是经济焦虑的社会出口，更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好兄弟；前者塑造敌意对象，后者为其提供叙事合法性，两者互相豢养，试图凝聚认同，也带来与周边国家的必然摩擦。
如果你不相信这种叙事的效力，那么你看看刚刚拿下大量席位的参政党的野心就知道了，他们党派的可不只是强调限制移民、削减外籍人士福利以及重回传统日本价值观。
看看他们在《新日本国宪法（构想案）》中提到的“天皇主权说”和“强调教育敕语、天皇诏敕”的教育改革...这些带有强烈的1945年前，昭和军国主义色彩的政治议程，就足够令人担忧了。
想到这，你就能理解《萤火虫之墓导演》高畑勋的担忧了：
“...当时的社会极为压抑，而在社会生活中最为糟糕的“集体主义”正弥漫其间。在那样的时代里，西宫阿姨所说的话，既不算特别冷酷，也不算特别过分。
故事的主人公清太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反其道而行，试图仅凭他和节子两人营造一个“纯粹的家庭”这正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反时代”的行为。
如今的青少年以及我们这些大人之所以能够在情感上理解清太，是因为时代发生了逆转，价值观也反转了。
然而，若有一天时代再度逆转，人们可能就无法再对清太产生共鸣，反而会像西宫的阿姨一样，将清太视为理所当然该被指责的存在。
如果未来主流舆论认为清太应该被谴责，我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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