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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娃——現在正成為大學生暑期的熱門工作 | 溫哥華教育中心
   

帶娃——現在正成為大學生暑期的熱門工作




過去,進大廠實習是大學生暑期最熱門的選擇,而這個夏天,大學生們正忙著擠進保姆賽道。

這是暑期工口徑收緊後的壹種降級選擇。為降低培訓成本,控制風險,許多企業拒收短期工,找到與專業對口的實習也比以往更難。忙於工作的中產家庭父母,瞄准缺乏實踐機會的大學生。不平衡的供求關系帶來競爭與壓價,“帶娃”定義的模糊,也為職責邊界的博弈創造了空間。

聘請壹位專業的兒童陪伴師需要每月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找壹位“兼職帶娃”的大學生,往往只需叁肆千元。

#01

大學生湧進【保姆】賽道

晚上8點半,莫裡斯放下手中的英文繪本,向身旁肆伍歲的小女孩道別。准備離開時,孩子媽媽突然叫住她:“你來這邊挺久的,孩子也很喜歡你,要不之後便宜點,我們可以長期聯系?”

2025年7月,從重慶回到上海後,莫裡斯通過在社交媒體發帖,聯系上這位家長,雙方聊得拾分愉快:莫裡斯陪女兒讀繪本,每周叁次,每次2個小時。作為幫忙帶娃的報酬,母親每次向她支付140元。莫裡斯沒有想到,在合作快壹個月後,對方會向她殺價。

2003年出生於上海的莫裡斯,目前在重慶壹所高校讀書,即將升入大肆,專業是小學教育

這是莫裡斯打暑期工的第肆年。每逢假期,她便肆處尋找兼職賺錢的機會。做收銀、搖奶茶、陪老人掛號,都是她熟悉的業務。2023年秋天,大贰的莫裡斯經過學姐介紹,得知大學附近有不少家長需要大學生幫忙照看孩子、輔導作業。她在校園牆公眾號上留下自我介紹和聯系方式,壹周後就找到第壹份“付費帶娃”的兼職。

兩年來,她已帶過大大小小拾幾個孩子,上到高年級小學生,下到不滿周歲的嬰兒。

在諸多暑期工中,莫裡斯很早就發現“帶娃”性價比高,相比其它工種“錢多事少”。在壹線城市的便利店、餐飲店兼職,時薪壹般在20元上下,每天至少要工作8小時。幫家長“帶娃”不僅時間靈活,薪資更高,也比站著忙前忙後輕松。

暑期工的收益對莫裡斯來說拾分重要。她的父親靠賣海鮮水產賺錢,母親做保潔,父母工作不易,從小就教育莫裡斯“錢應該用在值得的地方”。每每聽到這些話,莫裡斯都有點煩,但更多是愧疚。

2022年夏天,莫裡斯在結束高考後,就馬上投入到“搞錢”行列,找了壹家奶茶店兼職。她渴望用自己的經濟收入,滿足“剛需”之外的娛樂需求。

今年7月中旬,從重慶的大學回到上海老家後,莫裡斯發現,暑期工市場有了變化。以往她常做的收銀、服務員工作都找不到了,上門帶娃幾乎成了她今年唯壹的選項。

7月10日,話題“找不到暑假工的天塌了”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很多人發現,今年的暑假工格外難找。在不透明的大環境下,為降低培訓成本,減少人員流動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多企業從今年開始拒收短期工,對求職者的年齡、經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6月初,黎明從河南的本科院校畢業。她考上壹所南方地區的211高校,讀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研究生。

離9月開學還有很長時間,作為研零的工科生,黎明深知自己在實習市場上的劣勢:由於她已經大學畢業,卻還未入學新的高校,許多大廠不方便辦理她的實習手續。更重要的是,她已經體會過就業市場的不友好。

畢業前後,黎明曾嘗試過求職。2024年秋招時,黎明和大學室友們壹起投簡歷,准備面試。秋招結束後,整個寢室都顆粒無收。

找實習無望後,她去到父母工作的浙江,決定找份兼職消磨假期。黎明家附近紡織業發達,布店對色卡工需求很大,她卻在求職時頻繁受挫。知道黎明是暑期工後,對方的拒絕理由很直接:只要長期的,不招暑假工。

黎明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找兼職的帖子。後來,標題中的“兼職”變成了“帶娃”。“好找,時薪高,”黎明解釋,“除了這個,其它兼職都不肯要大學生。”

在接連碰壁後,黎明意識到,“帶娃”幾乎成了今年大學生暑期兼職的最後選擇。

在公眾平台上,“帶娃”賽道已呈現粥少僧多的態勢。大學生為增強自身競爭力,自我介紹中個個能文能武,卷成六邊形戰士。“985大學本科生,學生幹部經歷豐富”,“海外top院校在讀,雅思7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有重點中學實習經歷”,點進社交媒體上家長發布的“帶娃”招聘帖,大學生們的自我介紹數量常常高達上百條。

發帖幾天後,黎明才終於收到壹條私信回復。對方壹來就亮明了自己“中介”的身份,表示可以把她拉進“單子很多”的微信群。

當大學生慌忙擠進帶娃市場,商業嗅覺靈敏的中介已經做好准備,等著分壹杯羹。在群中,黎明看見心儀的單子,聯系中介後卻被告知,她需要先給中介交壹筆“信息費”,作為幫忙對接家長資源的酬勞。

如果每周上壹次課,信息費是壹周課時費用的100%至150%。黎明不想交。但繼續發帖、留言壹段時間後,她仍然沒有接到單子。

思忖之下,她突然覺得“打不過就加入”,不如試著幹中介。

她主動聯系之前溝通過的中介,加入他們協作派單。黎明的工作很簡單,在網上尋找渴望兼職的大學生,建群,再把經理提供的家長訂單轉發進去。根據成交人數,她會從信息費中獲取分成。

做了中介後,黎明才發現,她之前在社交媒體刷到的不少帖子,其實是中介偽裝成學生和家長“釣魚”的。“你聯系他們,他們就會讓你加群。”在這個過程中,中介進壹步將信息資源“兩頭壟斷”,越來越多大學生被迫依靠中介獲得帶娃兼職。

即使不用支付高昂的信息費,在獨自與家長溝通時,大學生也經常在談判薪酬時敗下陣來。為增強競爭力,壹些大學生也會主動降低薪資要求,以此獲得家長的青睞。這在有職場經驗的夏天看來“很不公平”。

2025年年初裸辭後,眼看積蓄快要見底,夏天決定出來掙點錢。夏天本科就讀於壹所師范類院校的英語專業,有培訓機構工作經歷,帶過全科輔導。在偶然了解到暑期帶娃的工作後,她覺得自己可以試試。

圖|夏天和雇主壹家去水上樂園

6月,開始發布求職帖時,夏天在心裡設定好底線,如果要住家,月薪不能低於5000元。畢竟,她發現在家政平台上找兒童陪伴師,帶孩子運動、培養學習習慣,月薪往往都是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壹些大學生卻為自己開出3000、4000元的月薪。

對於求職的大學生而言,“帶娃”屬於高薪兼職。但在雇主視角,相較於找專業的保姆、家政與家教,大學生卻是全能且廉價的勞動力。

在夏天接觸的家長中,對方提供的薪酬大都低於她的預期。還有人向她私信詢問情況,在聽到期望薪資後馬上回復“不太合適”。

壹篇尋找大學生暑期帶娃的帖子中,家長因為提到“薪資面談”,被壹些評論懷疑“欺負學生”。質疑聲寥寥幾句,很快被新的自我介紹所淹沒。

#02

邊界博弈

商定壹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薪資,只是大學生上崗的第壹步。勞動報酬受到工作性質、工作強度等因素影響。但在開始帶娃之後,壹些大學生才發現,在發帖、留言時,學生和家長雙方關於“帶娃”贰字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差別。

作為帶娃的老手,在溝通階段,莫裡斯會向家長確認職責范圍,並根據工作性質報價:單純的“陪玩”1小時70元,如果涉及知識教學,就按“家教”來收費,1小時100元。但情況比她預想的更加復雜。

今年7月,在給“陪玩”的小孩讀繪本時,壹旁的孩子媽媽突然問莫裡斯,“寶貝今天認識了幾個字呀?”

在莫裡斯看來,如果只是念繪本、講故事,對識字的幫助有限。如果要手把手帶著認字,就屬於知識教學,是“家教”的工作。

莫裡斯嘗試解釋兩者的區別。她告訴對方,想讓孩子真正記住壹個字,她需要梳理字音字形,講解應用場景,准備閱讀材料。這意味著額外的備課時間,以及,額外的費用。

聽完莫裡斯的話,母親說“算了”,又補充,“沒事,能會壹點是壹點”,好像教學是壹件順便的事。

作為教育類專業的學生,莫裡斯知道,對年齡較小的孩子來說,“學”與“玩”的邊界更加難以辨別,常常出現“在玩中學”的情況。

兩者間天然的灰色地帶,也因此成為家長與大學生討價還價的空間。

圖|莫裡斯給孩子讀英文繪本

壹開始,黎明就明確了自己對“帶娃”贰字的預期:不想陪小孩讀繪本,做游戲。她希望找到壹份教學性質更重的“帶娃”工作。

但她很快發現,含有“家教”的帖子會被審核系統識別為廣告,而“帶娃”“陪玩”的帖子更容易被推送給家長。最終,黎明通過“壹對壹”暗示求職傾向,又在文末打上“大學生陪娃”等標簽。

“保姆”“陪玩”“陪讀”“家教”……“帶娃”兩字的寬泛,創造了工作邊界的模糊。從發帖到溝通,所有模棱兩可的表述,都為後續的工作埋下隱患。

6月底,黎明終於接到了兼職帶娃的第壹個訂單。在交流初期,黎明與雇主達成共識,考慮到她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准研究生的身份,她主要的工作是為孩子補習肆年級數學

第壹次課上得很平穩,沒出什麼差錯。下課時,孩子父親提出,要黎明送孩子去少年宮上課。

與家長溝通時,黎明的確提過自己“有駕照,可以開車,會騎電動車”。但實際上,黎明的開車技術並不好,“駕照”更多是自我介紹時提升競爭力的工具。情急之下,她表示“更傾向於騎電動車”。孩子爸爸爽快地同意了。

可就在准備出發時,孩子爸爸變了心意。他說自己剛剛撞見壹起交通事故,騎電動車的人“摔在地上,渾身是血”,看得他拾分後怕。“還是開車吧,”他說,“只有壹公裡,你試試。”

打開導航後,家長口中壹公裡的路變成了叁公裡。黎明愣了壹下,對方趕緊解釋:“我之前也不知道居然有這麼遠。”

黎明開得很慢,身後的鳴笛聲幾乎沒有停過。身後等急了的司機直接把方向盤壹打,從側邊竄出來,橫插到她前面。路過壹片廠區時,她被成群的半掛車圍在中間,快要喘不過氣。在強打著精神開到目的地後,她堅決地表明了辭職意願。

孩子安靜地坐在後排,副駕駛上的家長還在解釋、挽留,但黎明什麼都聽不進去。“實在太可怕了,絕對不想再經歷壹次。”她回憶。

為了減少爭端,在繪本事件發生後,莫裡斯嘗試通過“是否需要備課”,更加明確地區分“陪玩”和“家教”,並由此區分價格,和雇主達成共識。


教學之外的“陪玩”領域,她也逐漸摸索出壹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幾次遇到年齡小的孩子找不到父母,在家大哭的情況後,莫裡斯總結出了應對措施。她會輕輕撫摸孩子,打開電視,放《小飛俠》和《寶寶巴士》。

小孩的情緒和注意力總是“壹陣壹陣的”,看了壹會兒後,可能又會開始要找媽媽。這時候,莫裡斯趕緊切換壹集動畫片,或帶他們去別處走走。

#03

壓力之下

“我不喜歡媽媽”,在大學附近壹戶人家帶娃時,八九歲的男孩從題目中抬起頭,突然向20歲的莫裡斯訴苦。他說,媽媽總讓自己學很難的東西,好不容易學會了,她還會要求更多,好像永遠沒有止境。

“媽媽都是為了你好。”莫裡斯反復安慰男孩。但說這句話時,她總感覺有些心虛。

男孩平常不怎麼說話,聽懂就點頭,沒聽懂就搖頭。他很少向莫裡斯傾訴自己的心情。

男孩母親規定給莫裡斯的課間休息只有幾分鍾。男孩在客廳裡走了壹圈,看看水缸中的魚,很快又回到書桌前。莫裡斯環顧書房肆周,是各種書籍和補習資料。

莫裡斯猜測,壹家人把孩子逼得這麼緊,也許是在為申請國際學校做准備。在母親安排的學習任務中,英語也占據較大比重,莫裡斯經常帶著他背單詞。

穿過連接客廳和餐廳的過道時,她看見壹台叁角鋼琴,“很新,很漂亮”。她感覺男孩家應該“不差錢”。

後來,那位辦事井井有條的中年女性才無奈地告訴她,自己想讓孩子多學點,只是因為周圍的家長“都這樣”。

通過帶娃,大學生們窺見當下中產家庭的教育觀念。這位母親的焦慮是近年趨勢的縮影。“雙減”政策實施後,課外培訓機構數量明顯減少,但“超前學習”仍是主流選擇。據《2023年中國中小學超前學習狀況調查報告》顯示,65%的學生“正在或曾經提前學”,數學、英語兩科的超前率分別達72%和68%。

男孩媽媽向莫裡斯傾訴,朋友家讀幼兒園的孩子,已經掌握了不少小學的知識,而自己的兒子上小學後才開始補習,相當於落後別人壹步,“再不抓緊,就真的趕不上了。”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搶跑”,本身就是壹種“掉隊”。

作為小學教育專業的學生,莫裡斯有自己的教育觀。大學課堂上,老師讓大家讀著名教育學家李鎮西的《愛心與教育》。莫裡斯印象最深的是第贰篇手記,關於如何與“後進生”相處:“教育是慢的藝術,需要耐心和等待。”她幾乎倒背如流。

但在實際工作中,家長的觀念與課內所學常常存在沖突。除孩子的抱怨外,莫裡斯也親身感受到,自己與這位母親存在教育觀的摩擦。

莫裡斯需要每周接這位叁年級男孩放學,陪他寫作業,再輔導數學和英語。孩子媽媽會提前布置好授課內容,把當日學習目標發給莫裡斯。最初,莫裡斯覺得這位雇主溝通積極,要求明確,安排得拾分妥帖。

當莫裡斯正式開始補習,她才意識到問題。在母親布置的課外習題裡,莫裡斯發現了平面幾何、過去將來時等初中知識。莫裡斯嘗試自己先把知識吃透,再掰開揉碎,努力讓孩子理解。男孩總是耷拉著臉,有時做不出題目,會抱怨“超綱了”。

莫裡斯嘗試與對方溝通。她很委婉地說,“姐,你有沒有感覺這些題目有點難?我都有點做不出來。”她也很直白地告訴過對方,有些知識超綱太嚴重,孩子聽不懂很正常,我們應該讓他緩緩。

但孩子媽媽依舊堅持自己的安排,讓莫裡斯“教不會就壹直教,教到孩子學會為止”。

作為被雇傭方,收了家長的錢,莫裡斯不好和對方“唱反調”。但根據課堂所學,她又拾分清楚,讓叁年級的孩子理解初中的抽象概念,本來就不符合兒童大腦的發育規律。超前的教學,幾乎成了壹場注定沒有收獲的表演。

圖|莫裡斯教孩子小學數學

明年9月,莫裡斯即將從大學畢業。她希望自己成為壹名獨立教師,延續這幾年兼職的模式,不依托於機構,在市場中自己尋找客戶,積累訂單。“現在生育率降低,教師編制已經飽和,大家都開始思考其他的出路了。”據莫裡斯觀察,在很多壹線城市,獨立教師還有壹定市場。

今年暑假,莫裡斯從回到上海後便開始兼職,目前要帶叁個孩子,分別教英語、做全科輔導和陪讀繪本,有時壹天從早忙到晚。不過,在這壹個多月裡,她賺到了4280元。莫裡斯喜歡自己賺錢自己花的感覺,用這些錢拍漂亮的藝術照,去面包節排隊買甜點,她感到輕盈、自在。

從6月底到8月初,黎明接到叁份帶娃兼職,以教學為主,包含少量聊天、接送的雜活。每段工作都沒有持續太久。她對最後壹位雇主印象很好,孩子也聽話,但因為眼睛要做手術被迫終止。

不過,這些零零散散的帶娃經歷還是改變了黎明對未來的規劃。在剛上大學時,黎明的父母就壹直催著她考教師資格證。但她對教師類職業非常排斥,“感覺很無聊,很枯燥”。相比之下,她更向往壹份與專業對口的工作。

但在與中介、家長、孩子與小學課本打了幾個月交道後,黎明意識到,自己比原先所想的更喜歡小孩,也不討厭講課。更重要的是,在當下找到壹份對口的工作,遠比她當初所想的難。

研究生去向塵埃落定後,結合這幾個月的帶娃感受,黎明最終報名了今年九月的教資考試,把《30天教資備考經驗》《教資綜合素質知識點匯總》放進收藏夾。

有了這張證書,即使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還能去當老師,幹教培,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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