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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有那么多思想家,可整个民族却无法走向文明
俄国有那么多思想家,可整个民族却无法走向文明俄国有那么多思想家,可整个民族却无法走向文明
俄国一直是一个“特殊之地”，西欧世界口中的“欧洲”，很多时候甚至并不包括俄国，俄国人对“西方”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情绪。
《俄国思想家》一书中写道：“俄国对西方的感受：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羡、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纳——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备，时又妄行嘲弄。”
书中还写道：“几次拿破仑战争突然将俄国拖入欧洲，使俄国比先前更直接接触了西方的启蒙运动……一个半文盲、由国家支配、大体腐化的教会；一批人数微少、西化不完全、素养贫乏的官僚——这批官僚拼力压抑并控制大群原始、半中世纪、社会与经济俱欠开发，但精力旺盛而潜能未得培育，在桎梏里困挣的人民；一股遐迩传遍的自卑感——面对西方文明，三教九流都自觉社会与思想不如人；此外，上位者任意威福、在下着作令人欲呕的屈从与谄媚，造成一个扭曲变相的社会，凡稍具独立、创意或性格的人，都难以找到任何正常发展的出路。”
这个描述，实在太过熟悉。
1909年出生于沙俄治下里加的以赛亚•伯林，对俄国思想界研究甚深。始终无意于系统理论营造的他，在《俄国思想家》中阐释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撷取这一时期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深入分析他们秉持的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且进一步探究了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所具备的思想特征。伯林对自由的探讨，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犹太身份，也离不开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国家意识。
俄国从不缺思想家，但这个庞大群体始终无法将整个民族和国家引向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一出人类历史的悲剧。伯林写道：“三四十年代俄国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是一群孤立的启蒙人物，一小群高度自觉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沙龙集会、争论，但没有平民支持，没有政党形式，也不具备范围广大的政治或社会架构。”
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黑暗的笼罩，才让那么多知识分子坚守责任。当然，它也可被视为“专制下的低阶起步”，书中就写道：“我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都单纯、天真得多。自由主义者惟恐失去自由一一我们尚无自由可失；他们忧虑政府干预工业一一我们的政府任意事事千预；他们害怕丧失人权 我们仍待争取人权。”
托尔斯泰就是典型例子，即使他的思想观念仍有远离文明的一面。正如书中写道：
“托尔斯泰无法摆脱经验资料。再说，他当然毕生坚信经验资料为惟一真实之物。但是，他也怀抱着形而上意味极深的信念，认为有一个体系在，经验资料‘必定’归属于这个体系——无论表面上是否如此。这剧烈的冲突，即本能判断与理论信念——他的天赋和他的见解——之间的这项冲突，反映了道德生活的现实与主宰一切的定律之间一项永难解决的冲突。托尔斯泰说：道德生活带来责任感、喜悦、哀伤、罪恶感、成就感——但这些全是幻觉；至于主宰一切的定律，我们所能得知者不过是它们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故凡自称知道这些定律、凡自称依循这些定律行事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无非撒谎欺人——但这些定律仍是惟一真实之物。世人常取果戈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正常，同托尔斯泰的‘清醒’相对照，实则比较之下，前二人是相当完整的人格，都具有连贯的看法与单一的灵见。不过上述的冲突，产生了《战争与和平》。此书之结体，固然妙造坚实，但是每当托尔斯泰记得，或者应该说，每当他提醒——即未能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就必定有一道深邃的裂隙豁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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