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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四是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当事人即便对调查结论有异议，调查组人员也不可能出庭作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材料是由调查组中何人获取的。牵头单位人员的意见是否会取代其他单位人员的意见，也不得而知。无人会对辩护方的质疑和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异议方的发问权和质证权均落空。这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公正司法。
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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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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