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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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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贡遗址晚期墓地内的带柄铜镜
其次，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枚铜镞，是西藏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配料与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相同。晚期墓地内另有一件带柄铜镜，造型风格与欧亚草原及北方游牧文化流行的带柄镜比较相似，被视为高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动物遗骸方面，有动物骨骸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有牦牛的骨骼、牙齿或角心骨，意味着拉萨河谷的原始居民已开始驯养牦牛，而且很可能成群放养，这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实物材料。
此外，曲贡遗址还呈现出一些特殊的丧葬现象。在一些灰坑中，既有完整的头骨又有专门切割下的头盖骨，并伴有兽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可能与某种随葬的祭祀有关。类似的现象在许多考古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中国南方地区乃至东南亚、大洋洲的原始民族中就有猎头祭祀，砍头锯颅的习俗则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而数十座墓葬当中，都采用了“二次葬”或者“屈肢葬”的葬姿，显然是一套成熟的埋葬习俗。
不过，当年的考古在年代框架上将遗址确定为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500年，同时划分为三期：曲贡文化期、曲贡晚期及石室墓期。但时隔三十年之后，2020年四川大学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又做了一次小规模发掘，也重新进行了碳-14测年和贝叶斯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划分出的曲贡文化三个主要堆积时期与以往几乎完全一致，只是主体年代有所差异。因此，新的年代框架定为了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300年，对比原定晚了约500年，且持续时间不足百年。
研究者表示，新的测年表明曲贡文化不仅晚于青藏高原东部出土粟、黍的“卡若文化”诸遗址，也晚于南亚西北部具有相似文化因素的诸遗址，对于认识喜马拉雅南北两侧的史前文化因素传播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就在于它是不断地通过发现和研究修正原来的结论。”在李永宪看来，曲贡遗址年代的调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它既不说明之前的判断毫无意义，也不代表现在的判断今后不能被修正，未来随着对新发现、新技术的研究，一切也许还会改变。“田野考古永远是对古代曾经完整的事物随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视窗。就像5000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可能发现、发掘到早年北京城中心或郊县的某个地方，但很显然，他们要全面了解昔日的‘北京市’全貌，仅靠有限的发掘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上：左图：曲贡遗址出土的黄陶罐 图/视觉中国 右图：曲贡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球 图/视觉中国
下图：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未知与保护
无论曲贡遗址，还是卡若遗址、玛不错遗址，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
今年，玛不错遗址发掘按下了暂停键，考古队需要休息一下，已经掌握的资料也需要好好地整理整理。但过去五年，发掘的面积只不过1％，还有许多未知沉睡在地表之下。比如：遗址中还没有发现房屋遗存，那些在此留下了活动痕迹的人们住在哪里？又比如：那些安葬在此的尸骸是什么关系？他们来自同一个聚落，还是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人？各种各样的葬姿是源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还是别的什么？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玛不错的考古最起码要做10—15年，甚至有可能15年以上。它可以一直做到我退休，如果到时候我还能主持，我就接着去，如果不能，那就换成新的领队。”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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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其次，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枚铜镞，是西藏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配料与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相同。晚期墓地内另有一件带柄铜镜，造型风格与欧亚草原及北方游牧文化流行的带柄镜比较相似，被视为高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动物遗骸方面，有动物骨骸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有牦牛的骨骼、牙齿或角心骨，意味着拉萨河谷的原始居民已开始驯养牦牛，而且很可能成群放养，这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实物材料。
此外，曲贡遗址还呈现出一些特殊的丧葬现象。在一些灰坑中，既有完整的头骨又有专门切割下的头盖骨，并伴有兽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可能与某种随葬的祭祀有关。类似的现象在许多考古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中国南方地区乃至东南亚、大洋洲的原始民族中就有猎头祭祀，砍头锯颅的习俗则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而数十座墓葬当中，都采用了“二次葬”或者“屈肢葬”的葬姿，显然是一套成熟的埋葬习俗。
不过，当年的考古在年代框架上将遗址确定为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500年，同时划分为三期：曲贡文化期、曲贡晚期及石室墓期。但时隔三十年之后，2020年四川大学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又做了一次小规模发掘，也重新进行了碳-14测年和贝叶斯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划分出的曲贡文化三个主要堆积时期与以往几乎完全一致，只是主体年代有所差异。因此，新的年代框架定为了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300年，对比原定晚了约500年，且持续时间不足百年。
研究者表示，新的测年表明曲贡文化不仅晚于青藏高原东部出土粟、黍的“卡若文化”诸遗址，也晚于南亚西北部具有相似文化因素的诸遗址，对于认识喜马拉雅南北两侧的史前文化因素传播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就在于它是不断地通过发现和研究修正原来的结论。”在李永宪看来，曲贡遗址年代的调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它既不说明之前的判断毫无意义，也不代表现在的判断今后不能被修正，未来随着对新发现、新技术的研究，一切也许还会改变。“田野考古永远是对古代曾经完整的事物随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视窗。就像5000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可能发现、发掘到早年北京城中心或郊县的某个地方，但很显然，他们要全面了解昔日的‘北京市’全貌，仅靠有限的发掘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上：左图：曲贡遗址出土的黄陶罐 图/视觉中国 右图：曲贡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球 图/视觉中国
下图：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未知与保护
无论曲贡遗址，还是卡若遗址、玛不错遗址，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
今年，玛不错遗址发掘按下了暂停键，考古队需要休息一下，已经掌握的资料也需要好好地整理整理。但过去五年，发掘的面积只不过1％，还有许多未知沉睡在地表之下。比如：遗址中还没有发现房屋遗存，那些在此留下了活动痕迹的人们住在哪里？又比如：那些安葬在此的尸骸是什么关系？他们来自同一个聚落，还是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人？各种各样的葬姿是源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还是别的什么？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玛不错的考古最起码要做10—15年，甚至有可能15年以上。它可以一直做到我退休，如果到时候我还能主持，我就接着去，如果不能，那就换成新的领队。”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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