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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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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卡若遗址出土的赭红色陶罐（左）及小口垂腹罐。图/视觉中国
下图：2015年7月，西藏博物馆展出的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景观。图/视觉中国
包括已成为西藏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也印证着这种关联性。“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双典型纹样是蛙纹，一开始很象形，一看就是青蛙，后来发展得比较抽象，逐渐向几何形态过渡。卡若遗址的双体兽形罐上是折线纹，像是字母W的不断重叠，源头其实就是从马家窑的蛙纹演变过来的。”侯石柱说。
左图：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作。图/视觉中国
右图：卡若遗址出土的石项饰。图/视觉中国
1985年，经过整理、研究和撰写，《昌都卡若》出版，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部单行本考古报告。看上去，对卡若的探索基本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仍有许多问题待解，比如遗址紧邻澜沧江，但当时的发掘中却没有发现鱼类和捕鱼工具的痕迹。
2002年和201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领队再次对卡若进行探查和发掘，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的发掘方法比较粗糙，鱼骨很难发现，报告中只能暂且认为卡若人不吃鱼。但我们通过筛土这样一种方式，从泥土里筛出了很多鱼骨。”
“今天讲考古材料，有一个趋向或者目标叫作‘高分辨率’。这有一点像刑侦破案一样，四十年前没有DNA、没有人脸识别，能够提取到的信息相对有限，现在不仅有DNA、GPS、人脸识别，还有监控、大数据等各种各样的物证学技术，对刑案的判断就会更加准确。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增加了许多，能探究的面向也就大有不同了。”李永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拉萨的“半坡遗址”
对于有着拉萨“半坡”之称的曲贡遗址，相关认知同样经历着匡改。
这个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遗址，最早是1984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更堆、张建林等人在文物普查中于拉萨北郊娘热山下发现的。由于附近就是村庄和医院，加上长期的水土流失，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但就裸露出来的陶器和石器残片来看，更堆坚信这里埋藏着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
经过小规模试掘，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想。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进藏考察，再次确认这是一处少见的高原古文化遗址。于是1990年起，抢救性发掘正式启动，当年曾是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的李永宪也参与了发掘工作。
连续三年的努力，考古队收获颇丰。首先，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中尤以磨盘、磨棒、石杵和梳形器引人注目。前三种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后一种可能用于编织毛毯，它们共同表明当时曲贡地区的农耕和畜牧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陶器制作则以精美显着，其中绝大多数采用了“磨光暗花技术”装饰器表，工艺特殊而进步。
更加珍贵的是两件动物堆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在藏族文化中，猴和鸟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许多藏文史籍中皆有记载，藏西藏北的岩画中则常见对鸟的描绘，有些图像与雍仲、日月、神树等宗教符号组合在一起，甚至处于中心位置，吐蕃王朝之前最为强盛的古“象雄”也以大鹏鸟作为图腾。尽管曲贡遗址的这两件堆塑并不一定与后世信仰直接相关，但绝非随意为之，或许包含着原始宗教艺术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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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2015年7月，西藏博物馆展出的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景观。图/视觉中国
包括已成为西藏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也印证着这种关联性。“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双典型纹样是蛙纹，一开始很象形，一看就是青蛙，后来发展得比较抽象，逐渐向几何形态过渡。卡若遗址的双体兽形罐上是折线纹，像是字母W的不断重叠，源头其实就是从马家窑的蛙纹演变过来的。”侯石柱说。
左图：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作。图/视觉中国
右图：卡若遗址出土的石项饰。图/视觉中国
1985年，经过整理、研究和撰写，《昌都卡若》出版，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部单行本考古报告。看上去，对卡若的探索基本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仍有许多问题待解，比如遗址紧邻澜沧江，但当时的发掘中却没有发现鱼类和捕鱼工具的痕迹。
2002年和201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领队再次对卡若进行探查和发掘，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的发掘方法比较粗糙，鱼骨很难发现，报告中只能暂且认为卡若人不吃鱼。但我们通过筛土这样一种方式，从泥土里筛出了很多鱼骨。”
“今天讲考古材料，有一个趋向或者目标叫作‘高分辨率’。这有一点像刑侦破案一样，四十年前没有DNA、没有人脸识别，能够提取到的信息相对有限，现在不仅有DNA、GPS、人脸识别，还有监控、大数据等各种各样的物证学技术，对刑案的判断就会更加准确。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增加了许多，能探究的面向也就大有不同了。”李永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拉萨的“半坡遗址”
对于有着拉萨“半坡”之称的曲贡遗址，相关认知同样经历着匡改。
这个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遗址，最早是1984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更堆、张建林等人在文物普查中于拉萨北郊娘热山下发现的。由于附近就是村庄和医院，加上长期的水土流失，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但就裸露出来的陶器和石器残片来看，更堆坚信这里埋藏着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
经过小规模试掘，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想。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进藏考察，再次确认这是一处少见的高原古文化遗址。于是1990年起，抢救性发掘正式启动，当年曾是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队员的李永宪也参与了发掘工作。
连续三年的努力，考古队收获颇丰。首先，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中尤以磨盘、磨棒、石杵和梳形器引人注目。前三种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后一种可能用于编织毛毯，它们共同表明当时曲贡地区的农耕和畜牧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陶器制作则以精美显着，其中绝大多数采用了“磨光暗花技术”装饰器表，工艺特殊而进步。
更加珍贵的是两件动物堆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在藏族文化中，猴和鸟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许多藏文史籍中皆有记载，藏西藏北的岩画中则常见对鸟的描绘，有些图像与雍仲、日月、神树等宗教符号组合在一起，甚至处于中心位置，吐蕃王朝之前最为强盛的古“象雄”也以大鹏鸟作为图腾。尽管曲贡遗址的这两件堆塑并不一定与后世信仰直接相关，但绝非随意为之，或许包含着原始宗教艺术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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