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为什么要打工」,女工的辛劳与挣扎
买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婚,在县里有房,那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会高一大截,尤其在偏远村庄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读书。而且结婚和买房,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买房结婚,那么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读书。
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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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民工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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