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伴读师背后:一个学历灰产业正在浮出

高净值家庭请全天陪读,搭配上门技能课;中产家庭看重师资背景和教学实效;普通家庭拼团请私教,或直接请大学生陪读,性价比优先。


市面上,“家政上门陪学”“AI自习室指导”“育儿中心延伸”等名目纷纷出现,包装更新,实质不变,规避监管,持续运转。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八条早已明令禁止以“家政”“陪读”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但家庭场景零散、形式模糊,执法难以真正落地。

济南教育部门虽已发布提醒,明确“如被举报或发现,将依法追责并处以罚款”,但更多时候,只能靠家长自觉。

支撑这套灰色生态的,不只是监管空白,更是社会层层默许的共识。平台搭好接口,家长默认教学内容,陪读者不主动承认,大家都在有意避开一个词:“教学”。

“平台不会管你讲不讲题,家长也不会举报你讲得太多。”老陈说。他想起童年往事。有次带狗去亲戚家玩,狗冲上山坡追羊,羊群四散,有的奔羊圈,有的随大队躲闪,还有几只慌不择路跳下坡去。“我就是那只躲在栏杆边吃草的羊,”老陈说,“不惹事,也不害人,有草就先吃着。”

在“双减”政策的表述中,监管对象始终是“机构化”“规模化”的非法培训,而现实中的“伴读师”大多是个体行为,散布于家庭场景。

“我们主要查的是培训机构。”一位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曾公开表示。尤其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从事的这类服务,缺乏合同、无固定平台,连从业身份都无法轻易定义,执法部门很难介入。

政策可以禁止补课,却无法替代原本由补课承担的功能。当一套制度无法覆盖家长的教育焦虑时,社会就会自发寻找替代路径。

“你不说他教了什么,我也不会问。”老陈熟悉这种默契。家长和平台都明白,服务内容早已越过“陪伴”的边界,但只要不说破,所有人都可以假装“只是伴读”。


语言上的含混撑起了市场的日常运行:平台只做信息撮合,不签协议;家长按课时付费,不留痕迹;伴读者不承认教学行为,不承担教学责任。三方在“非正式性”的安全感中各得其所,既规避风险,也规避制度的命名。

这种“模糊共谋”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常见。服务关系往往通过微信或小程序撮合后即退出交易流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入教育系统的空洞,看似灵活,实则脆弱,一旦发生纠纷,几乎无人可问。

从这个意义上说,“伴读师”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它接近于一种临时拼凑的角色,介于“教学”与“陪护”之间,悬浮于合法与非法之上。

标准化、自动化、去人化,是今天教育系统的普遍方向。家长、机构、政策,都在追求“可控量”“可提效”的教学逻辑。就在这条加速轨道上,“陪伴”这个词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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