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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
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
维也纳1679年暴发鼠疫，死亡约7.6万人，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立誓建造了圣三一纪念柱。在格拉本大街中央，靠近圣彼得教堂的地方，我走近了这座纪念柱。
抚摸着柱基的巴洛克艺术浮雕，我想到了中国的鼠疫受难者，心里特别难过。鼠疫跳蚤来自于“天上”，来自于731工厂的人工制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纪念碑，为什么不能有细菌战受害者的个体生命诉说？我们怎样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都记住这场人类的浩劫？
民间“哭墙”
日本是首个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中国则是首个被细菌武器大规模攻击的国家。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那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邪恶，却远不为世人知晓。
细菌武器的危险较原子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来去无踪；原子武器是精准定位、预先设定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是无形中的传染，无休止的蔓延。甚至使用细菌武器的人都无法预知其会扩散到什么范围，造成多少死亡。
细菌造成的污染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核爆被害者的声音再次被世界听到，他们警示世界，今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８月６日——与日本广岛万民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的日子为同一天。
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做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
“11月18日义乌崇山村。天气冷，衣穿暖，房费、路费自理。”2012年，崇山村决定纪念自己村庄细菌战蒙难70周年，王选将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来自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来自日本的记者、律师和研究者，湖南、浙江的乡民市民，江西、吉林、四川的研究者，从四面八方向义乌崇山村汇集。崇山村瞬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有了一种号召的力量。
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朴素的乡民，来自远方的客人，互相间的问候，英语转日语，日语转汉语普通话，普通话再转崇山村方言。一行人抬着花圈，穿过崇山村，穿过雨雪泥泞的田野，去“劫波亭”进行慰灵纪念。
“劫波亭”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细菌战鼠疫纪念碑。崇山村的王锦悌没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的受害者名单，已经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
这就是中国人的“哭墙”，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和记忆场，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疏解，是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王锦悌人已不在，却留下了历史。
像是一场离乱久别后的相逢。有人在查点人数，看哪位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离世。
崇山村31名原告，已经死亡20人，活着的只有11人，分别是王选、王晋华、王基月、王兴钱、王桂春、王福元、王明光、王基旭(煜)、王丽君、王新林、王基木。活着的也不是全部都能到场，80多岁的年纪，经不起风寒。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抚摸着柱基的巴洛克艺术浮雕，我想到了中国的鼠疫受难者，心里特别难过。鼠疫跳蚤来自于“天上”，来自于731工厂的人工制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纪念碑，为什么不能有细菌战受害者的个体生命诉说？我们怎样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都记住这场人类的浩劫？
民间“哭墙”
日本是首个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中国则是首个被细菌武器大规模攻击的国家。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那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邪恶，却远不为世人知晓。
细菌武器的危险较原子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来去无踪；原子武器是精准定位、预先设定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是无形中的传染，无休止的蔓延。甚至使用细菌武器的人都无法预知其会扩散到什么范围，造成多少死亡。
细菌造成的污染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核爆被害者的声音再次被世界听到，他们警示世界，今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８月６日——与日本广岛万民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的日子为同一天。
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做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
“11月18日义乌崇山村。天气冷，衣穿暖，房费、路费自理。”2012年，崇山村决定纪念自己村庄细菌战蒙难70周年，王选将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来自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来自日本的记者、律师和研究者，湖南、浙江的乡民市民，江西、吉林、四川的研究者，从四面八方向义乌崇山村汇集。崇山村瞬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有了一种号召的力量。
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朴素的乡民，来自远方的客人，互相间的问候，英语转日语，日语转汉语普通话，普通话再转崇山村方言。一行人抬着花圈，穿过崇山村，穿过雨雪泥泞的田野，去“劫波亭”进行慰灵纪念。
“劫波亭”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细菌战鼠疫纪念碑。崇山村的王锦悌没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的受害者名单，已经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
这就是中国人的“哭墙”，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和记忆场，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疏解，是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王锦悌人已不在，却留下了历史。
像是一场离乱久别后的相逢。有人在查点人数，看哪位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离世。
崇山村31名原告，已经死亡20人，活着的只有11人，分别是王选、王晋华、王基月、王兴钱、王桂春、王福元、王明光、王基旭(煜)、王丽君、王新林、王基木。活着的也不是全部都能到场，80多岁的年纪，经不起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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