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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
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
“5点30分起飞，6点50分到达
雾浓放低高度进行搜索因海拔800附近有云层在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一侧箱子打开不够充分将其投在洞庭湖上）
谷子36公斤其后岛村参谋进行搜索（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撒布，凡触及者皆引起强烈中毒）。”
这就是蔡桃儿死亡的原因。
至今坚守的秘密
如此极恶行为不仅没有得到追究，这二十多年来，我看见细菌战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掩盖，它至今还是日本坚守着的秘密。
《井本日记》原本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公开出版的作战日记，假如没有一个叫吉见义明的日本学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23卷的《井本日记》原版，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井本曾参加过细菌战。吉见义明和另一位日本学者一起，手工抄录公开的《井本日记》被抹去的细菌战部分——因为防卫厅的资料不能复印也不外借，之后，他们将这一部分发表了出来。
那之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紧急把《井本日记》藏了起来，以各种理由拒绝任何人查阅。《井本日记》再次成为秘密。
今年6月，我在义乌细菌战陈列馆看到了井本雄男的照片。照片大约摄于战时，井本穿着军便装，手里夹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原本答应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将《井本日记》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但之后不知道受到什么样的压力而变卦，不久便带着秘密走进了坟墓。
这是一种继续犯罪行为。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以20多年里收集的数万字证据材料以及亲自到法庭作证，证明日本政府从战败时为了护持日本天皇的国体而销毁731部队存在过的证据、杀死当时还活着的404个“马路大”；到战后日美交易，以人体实验数据逃脱战争犯罪审判，战后半个多世纪一以贯之的掩盖，是正在发生的国家犯罪。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道歉和抚慰，但当年参与细菌战研究、参加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的原本应该站在战犯审判庭上的日本科学家，战后都生活得不错。甚至整个日本战后生物医药化学科学的起飞，都缘于这些应该站到战犯审判法庭上的科学家。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战后八任所长，七任有前日本细菌战部队和机构成员背景。
他们在战后换了副面孔，变得温和有礼。他们是好丈夫和好父亲，渐渐老去而佝偻的身躯，让人们认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极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说杀人。而且几乎毫无例外，这些人都过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就是在日本的学界，成为大学者，最差的也是自由行医，衣食无忧。
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那个把人置于零下40-零下50度的温度下，冻得敲击手臂邦邦作响的人，战后出任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南极学科研究带头人；
细菌战罪魁祸首石井四郎安静地过着退休生活，到死之前一直以中将的身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
细菌战的组织和实施者石井四郞大学毕业于日本帝国京都大学医学部
他们的罪恶，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只提到过两次，就被搪塞过去。而他们一手搞出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数据，被美国揽了过去，为其开发细菌武器用于未来战争服务。
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吧！不然这些人不就白白死了吗？这是王选经常说的话。每次她都是激动地大声说完，然后沉默，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这可能就是让她把一生都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上的动力。这也是我做不动了扔下一段时间，再捡起来做的原因。2008年我出差到欧洲，看到许多城市的中心广场上立有一种柱子或纪念碑，问当地人，得知是纪念16世纪欧洲鼠疫结束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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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雾浓放低高度进行搜索因海拔800附近有云层在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一侧箱子打开不够充分将其投在洞庭湖上）
谷子36公斤其后岛村参谋进行搜索（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撒布，凡触及者皆引起强烈中毒）。”
这就是蔡桃儿死亡的原因。
至今坚守的秘密
如此极恶行为不仅没有得到追究，这二十多年来，我看见细菌战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掩盖，它至今还是日本坚守着的秘密。
《井本日记》原本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公开出版的作战日记，假如没有一个叫吉见义明的日本学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23卷的《井本日记》原版，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井本曾参加过细菌战。吉见义明和另一位日本学者一起，手工抄录公开的《井本日记》被抹去的细菌战部分——因为防卫厅的资料不能复印也不外借，之后，他们将这一部分发表了出来。
那之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紧急把《井本日记》藏了起来，以各种理由拒绝任何人查阅。《井本日记》再次成为秘密。
今年6月，我在义乌细菌战陈列馆看到了井本雄男的照片。照片大约摄于战时，井本穿着军便装，手里夹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原本答应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将《井本日记》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但之后不知道受到什么样的压力而变卦，不久便带着秘密走进了坟墓。
这是一种继续犯罪行为。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以20多年里收集的数万字证据材料以及亲自到法庭作证，证明日本政府从战败时为了护持日本天皇的国体而销毁731部队存在过的证据、杀死当时还活着的404个“马路大”；到战后日美交易，以人体实验数据逃脱战争犯罪审判，战后半个多世纪一以贯之的掩盖，是正在发生的国家犯罪。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道歉和抚慰，但当年参与细菌战研究、参加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的原本应该站在战犯审判庭上的日本科学家，战后都生活得不错。甚至整个日本战后生物医药化学科学的起飞，都缘于这些应该站到战犯审判法庭上的科学家。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战后八任所长，七任有前日本细菌战部队和机构成员背景。
他们在战后换了副面孔，变得温和有礼。他们是好丈夫和好父亲，渐渐老去而佝偻的身躯，让人们认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极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说杀人。而且几乎毫无例外，这些人都过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就是在日本的学界，成为大学者，最差的也是自由行医，衣食无忧。
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那个把人置于零下40-零下50度的温度下，冻得敲击手臂邦邦作响的人，战后出任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南极学科研究带头人；
细菌战罪魁祸首石井四郎安静地过着退休生活，到死之前一直以中将的身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
细菌战的组织和实施者石井四郞大学毕业于日本帝国京都大学医学部
他们的罪恶，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只提到过两次，就被搪塞过去。而他们一手搞出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数据，被美国揽了过去，为其开发细菌武器用于未来战争服务。
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吧！不然这些人不就白白死了吗？这是王选经常说的话。每次她都是激动地大声说完，然后沉默，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这可能就是让她把一生都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上的动力。这也是我做不动了扔下一段时间，再捡起来做的原因。2008年我出差到欧洲，看到许多城市的中心广场上立有一种柱子或纪念碑，问当地人，得知是纪念16世纪欧洲鼠疫结束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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