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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加拿大正经历一个尖锐持久深刻的愤怒时代
纽时:加拿大正经历一个尖锐持久深刻的愤怒时代纽时:加拿大正经历一个尖锐持久深刻的愤怒时代
一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被部署到洛杉矶，配合那些不总是表明身份的蒙面特工，这一想法还会被视为反乌托邦小说。
美国的座右铭已从“我们信仰上帝”变成了“没有真相，一切皆可为”。
当一个国家从民主倒退时，入侵邻国往往正是独裁领导人用来暂停本国法律的借口。问问乌克兰人就知道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打算竞选第三个任期，那么在北部边境制造一场“紧急事件”，正是可能需要用来暂停宪政规范的那类借口。
面对这种威胁，加拿大国内正在讨论两种方案。
第一是核武器。第二是全民防御。这后一种，是芬兰面对俄罗斯时的生存之道。俄罗斯是个规模远大于芬兰的邻国，时常因无能的政府而崩溃，又以帝国主义野心向外扩张。
加拿大在全球危机和世界大战中一直有征兵的传统，但并不是一个以军事为乐的国家。但加拿大人的心态正在改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或政治的，也是文化上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精英阶层因与美国的融合而受益——与美军并肩作战的狙击手，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为纽约出版物撰稿的作家，在好莱坞成名的演员。
就连卡尼在2023年担任金融新闻与数据巨头彭博董事会主席时，仍是这种融合的象征。
随着美国逐一瓦解精英机构，这种向往的纽带正在消失。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停止与美国的比较，而是如何摆脱被美国掌控的命运。前总理特鲁多曾把加拿大称为“后民族国家”，认为加拿大身份，应让位于克服历史罪恶和各种模糊的道德姿态。这种幻想已经结束。
在多项调查中，压倒性多数受访者认为，加拿大独特性的首要来源是多元文化。在一个陷入愚蠢且让人贫困的仇恨中的世界，这正是加拿大独特的国家特质。
即便在新冠疫情之后，因未能为新移民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而缩减了移民规模，加拿大依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入籍率之一。这个国家一直是多元的，始终包容多种语言、民族和族群。不同之间的妥协是加拿大历史的胜利，而这种胜利似乎值得为之而战。
如今加拿大陷入一种双重现实。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威胁，同时有55%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最重要的盟友。这既是不可持续的矛盾，也是可能在可预见未来定义这个国家的现实。
加拿大与美国分裂，美国与自身分裂，加美关系正悬在这种裂缝之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民族主义的终极象征，也是美国反乌托邦的伟大先知之一。她在播客《Gloves Off》中谈到加拿大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新威胁时对我说：“第一，仇恨所有美国人是愚蠢的。这太傻了，因为他们中有一半会同意你的看法”，而且“现在甚至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
加拿大和美国的很多人都希望，这种新的敌意能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结束而消失。
缅因州州长珍妮特·米尔斯近期访问新斯科舍时说：“我无法替我们的总统为这些言论辩解。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我们。”
但事实是，特朗普确实代表他们。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霍克斯特拉，就是那种被派去疏远某个国家的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国务院不得不为他发表的冒犯言论道歉，而这些言论他一度还否认过。
他还说，加拿大人“刻薄而讨厌”。这种人说出的侮辱，反而成了加拿大的荣誉勋章。
但真正崩坏的并不仅是总统职位，而是美国整个制度。从加拿大的角度看，美国的左派正在进行举行投降仪式。无论多么富有或特权显赫的美国机构，似乎都不愿为民主价值作出哪怕最小的牺牲。
如果总统是托尼·索普拉诺，那么那些恳求加拿大游客回访的民主党州长就是卡梅拉（编注，托尼·索普拉诺和卡梅拉都是美剧《黑道家族》里的主要角色，托尼是黑帮老大，卡梅拉是托尼的妻子，她在道德上经常摇摆，一方面享受黑帮带来的富裕生活，另一方面又对托尼的行为表示不满，但最终依然维持现状。所以这位加拿大作者还是用了一个美剧的典故）。他们咂嘴表示不满，却无法相信有人会质疑他们在努力和稀泥时的“体面”。
在这个新世界中，加拿大远非无能为力。
我们受过教育，也足智多谋。但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立无援。当前的国家自我定义，与过去的民族主义不同，将是更广泛的连接，而不是视野的收缩。我们要证明多元文化是可行的，证明一个开放社会依然可能存在，并且不会自我吞噬，在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虽真实且根深蒂固，却不会恶化成暴力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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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座右铭已从“我们信仰上帝”变成了“没有真相，一切皆可为”。
当一个国家从民主倒退时，入侵邻国往往正是独裁领导人用来暂停本国法律的借口。问问乌克兰人就知道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打算竞选第三个任期，那么在北部边境制造一场“紧急事件”，正是可能需要用来暂停宪政规范的那类借口。
面对这种威胁，加拿大国内正在讨论两种方案。
第一是核武器。第二是全民防御。这后一种，是芬兰面对俄罗斯时的生存之道。俄罗斯是个规模远大于芬兰的邻国，时常因无能的政府而崩溃，又以帝国主义野心向外扩张。
加拿大在全球危机和世界大战中一直有征兵的传统，但并不是一个以军事为乐的国家。但加拿大人的心态正在改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或政治的，也是文化上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精英阶层因与美国的融合而受益——与美军并肩作战的狙击手，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为纽约出版物撰稿的作家，在好莱坞成名的演员。
就连卡尼在2023年担任金融新闻与数据巨头彭博董事会主席时，仍是这种融合的象征。
随着美国逐一瓦解精英机构，这种向往的纽带正在消失。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停止与美国的比较，而是如何摆脱被美国掌控的命运。前总理特鲁多曾把加拿大称为“后民族国家”，认为加拿大身份，应让位于克服历史罪恶和各种模糊的道德姿态。这种幻想已经结束。
在多项调查中，压倒性多数受访者认为，加拿大独特性的首要来源是多元文化。在一个陷入愚蠢且让人贫困的仇恨中的世界，这正是加拿大独特的国家特质。
即便在新冠疫情之后，因未能为新移民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而缩减了移民规模，加拿大依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入籍率之一。这个国家一直是多元的，始终包容多种语言、民族和族群。不同之间的妥协是加拿大历史的胜利，而这种胜利似乎值得为之而战。
如今加拿大陷入一种双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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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美国分裂，美国与自身分裂，加美关系正悬在这种裂缝之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民族主义的终极象征，也是美国反乌托邦的伟大先知之一。她在播客《Gloves Off》中谈到加拿大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新威胁时对我说：“第一，仇恨所有美国人是愚蠢的。这太傻了，因为他们中有一半会同意你的看法”，而且“现在甚至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
加拿大和美国的很多人都希望，这种新的敌意能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结束而消失。
缅因州州长珍妮特·米尔斯近期访问新斯科舍时说：“我无法替我们的总统为这些言论辩解。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我们。”
但事实是，特朗普确实代表他们。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霍克斯特拉，就是那种被派去疏远某个国家的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国务院不得不为他发表的冒犯言论道歉，而这些言论他一度还否认过。
他还说，加拿大人“刻薄而讨厌”。这种人说出的侮辱，反而成了加拿大的荣誉勋章。
但真正崩坏的并不仅是总统职位，而是美国整个制度。从加拿大的角度看，美国的左派正在进行举行投降仪式。无论多么富有或特权显赫的美国机构，似乎都不愿为民主价值作出哪怕最小的牺牲。
如果总统是托尼·索普拉诺，那么那些恳求加拿大游客回访的民主党州长就是卡梅拉（编注，托尼·索普拉诺和卡梅拉都是美剧《黑道家族》里的主要角色，托尼是黑帮老大，卡梅拉是托尼的妻子，她在道德上经常摇摆，一方面享受黑帮带来的富裕生活，另一方面又对托尼的行为表示不满，但最终依然维持现状。所以这位加拿大作者还是用了一个美剧的典故）。他们咂嘴表示不满，却无法相信有人会质疑他们在努力和稀泥时的“体面”。
在这个新世界中，加拿大远非无能为力。
我们受过教育，也足智多谋。但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立无援。当前的国家自我定义，与过去的民族主义不同，将是更广泛的连接，而不是视野的收缩。我们要证明多元文化是可行的，证明一个开放社会依然可能存在，并且不会自我吞噬，在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虽真实且根深蒂固，却不会恶化成暴力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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