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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二代讲述:不敢轻易承诺给父母养老
华人移民二代讲述:不敢轻易承诺给父母养老华人移民二代讲述:不敢轻易承诺给父母养老
华人在多伦多当移民二代，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来看看这个华人作家的讲述，就连芹菜的价格都会让人崩溃。
每周日我都会和妈妈通电话，那次她问我：“Rachel，你知道一箱芹菜多少钱吗？”
她没等我回答就说：“要$100！以前，一箱才$23！”
我在心里算了算，涨幅超过300%。难怪妈妈会这么沮丧。
和许多加拿大人一样，我和家人每次走进杂货店，都能感受到钱包的压力。曾经习以为常的差事，如今却成了压力的来源，需要精打细算，还总忍不住感叹“还记得吗，这东西以前才半价呢？”
不过，我可以选择不买那块高档牛肉，或者一周不吃芒果，但我的父母却没有让步的余地。我的父母在安省Leamington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们已经做了34年了。由于通货膨胀，食材成本飙升，但他们不能选择不买，因为他们要遵守菜单，要满足饥肠辘辘的顾客，而且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还要想办法进一步压缩。
疫情以来，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爸爸妈妈告诉我，所有东西——从食用油到外卖餐盒——价格都涨了两倍。牛肉以前是每公斤$6.60，现在快涨到$15.40了。
“所有东西都在涨，涨，涨，”妈妈摇着头对我说。
多年来，父母一直不愿提高菜单价格，因为他们担心会失去顾客。爸妈心里太清楚了，有些顾客会不公平地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异国风味”餐馆就应该价格低廉、分量充足——而且肯定要比意大利菜、法国菜甚至休闲西式快餐便宜。
“要是太贵了，人们就不会再来了，”自尊心强又固执的爸爸会这么说，而更为务实的妈妈则越来越恼怒。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不管他怎么说，我要涨价了。”接着压低声音补充道：“别告诉你爸。”
当他们终于一起做出涨价这个艰难的决定，而且无需任何隐瞒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调整了价格，他们挣的也不如从前多了。
有时候，妈妈会碰上牛肉大降价，于是就一下子买几千加元的牛肉，把餐馆的步入式冰柜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都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父母已经60多岁了，三十多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在厨房里操劳，拼尽全力。他们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多少退休储蓄——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了生意和孩子身上。他们所期盼的，只是有朝一日能退休，而到了那个时候，孩子们能照顾他们。
这是我羞于承认的一点：我感到恐惧。想到他们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和晚年时光，我的心情一半是释然，一半是惶恐。释然是因为，看着他们因关节炎、疲惫和衰老而身体日渐衰弱，我早就盼着他们能停下来，能终于好好休息休息。
而这份惶恐让我更觉羞愧。作为经济状况相对最稳定的孩子，我预料到他们退休后，照顾他们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会落在我肩上。
“我该欠父母多少？”这个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我。
我知道，这是我——以及许许多多移民子女——必须不断纠结的问题。在许多亚洲文化中，经济上赡养年迈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想想我的父母付出了多少牺牲——逃离战乱、成为难民、在加拿大重新定居，来到这个新国家后就一刻不停地劳作，只为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的答案怎能不是“我欠他们一切”呢？
但真要落实到行动上，具体该怎么做，谁也说不准。
我住在多伦多，这里的一切——从房租到外卖——本就价格不菲。虽然我和丈夫生活还算宽裕，但我毕竟只是个作家。我绝非富人，我的收入显然无法轻松承担再多两个人的需求，无论母亲怎样强调她“吃得不多”。
每次通话时，妈妈跟我说起各种蔬菜的价格，我都会想到，用不了多久，我就得照顾两位没有任何经济储备的年迈父母。
这让我感到难以承受，压力巨大。我害怕的不仅是这份责任，还有它可能给我现有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想到要承担这些，我心里竟会生出一丝抵触，这让我充满愧疚。我从未主动提出要成为父母的“退休保障”，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我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存点钱，在条件允许时提高菜品价格。这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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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日我都会和妈妈通电话，那次她问我：“Rachel，你知道一箱芹菜多少钱吗？”
她没等我回答就说：“要$100！以前，一箱才$23！”
我在心里算了算，涨幅超过300%。难怪妈妈会这么沮丧。
和许多加拿大人一样，我和家人每次走进杂货店，都能感受到钱包的压力。曾经习以为常的差事，如今却成了压力的来源，需要精打细算，还总忍不住感叹“还记得吗，这东西以前才半价呢？”
不过，我可以选择不买那块高档牛肉，或者一周不吃芒果，但我的父母却没有让步的余地。我的父母在安省Leamington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们已经做了34年了。由于通货膨胀，食材成本飙升，但他们不能选择不买，因为他们要遵守菜单，要满足饥肠辘辘的顾客，而且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还要想办法进一步压缩。
疫情以来，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爸爸妈妈告诉我，所有东西——从食用油到外卖餐盒——价格都涨了两倍。牛肉以前是每公斤$6.60，现在快涨到$15.40了。
“所有东西都在涨，涨，涨，”妈妈摇着头对我说。
多年来，父母一直不愿提高菜单价格，因为他们担心会失去顾客。爸妈心里太清楚了，有些顾客会不公平地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异国风味”餐馆就应该价格低廉、分量充足——而且肯定要比意大利菜、法国菜甚至休闲西式快餐便宜。
“要是太贵了，人们就不会再来了，”自尊心强又固执的爸爸会这么说，而更为务实的妈妈则越来越恼怒。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不管他怎么说，我要涨价了。”接着压低声音补充道：“别告诉你爸。”
当他们终于一起做出涨价这个艰难的决定，而且无需任何隐瞒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调整了价格，他们挣的也不如从前多了。
有时候，妈妈会碰上牛肉大降价，于是就一下子买几千加元的牛肉，把餐馆的步入式冰柜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都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父母已经60多岁了，三十多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在厨房里操劳，拼尽全力。他们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多少退休储蓄——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了生意和孩子身上。他们所期盼的，只是有朝一日能退休，而到了那个时候，孩子们能照顾他们。
这是我羞于承认的一点：我感到恐惧。想到他们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和晚年时光，我的心情一半是释然，一半是惶恐。释然是因为，看着他们因关节炎、疲惫和衰老而身体日渐衰弱，我早就盼着他们能停下来，能终于好好休息休息。
而这份惶恐让我更觉羞愧。作为经济状况相对最稳定的孩子，我预料到他们退休后，照顾他们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会落在我肩上。
“我该欠父母多少？”这个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我。
我知道，这是我——以及许许多多移民子女——必须不断纠结的问题。在许多亚洲文化中，经济上赡养年迈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想想我的父母付出了多少牺牲——逃离战乱、成为难民、在加拿大重新定居，来到这个新国家后就一刻不停地劳作，只为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的答案怎能不是“我欠他们一切”呢？
但真要落实到行动上，具体该怎么做，谁也说不准。
我住在多伦多，这里的一切——从房租到外卖——本就价格不菲。虽然我和丈夫生活还算宽裕，但我毕竟只是个作家。我绝非富人，我的收入显然无法轻松承担再多两个人的需求，无论母亲怎样强调她“吃得不多”。
每次通话时，妈妈跟我说起各种蔬菜的价格，我都会想到，用不了多久，我就得照顾两位没有任何经济储备的年迈父母。
这让我感到难以承受，压力巨大。我害怕的不仅是这份责任，还有它可能给我现有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想到要承担这些，我心里竟会生出一丝抵触，这让我充满愧疚。我从未主动提出要成为父母的“退休保障”，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我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存点钱，在条件允许时提高菜品价格。这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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