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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有编制、体面,我还是离开了深圳教师岗
高薪、有编制、体面,我还是离开了深圳教师岗高薪、有编制、体面,我还是离开了深圳教师岗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一些老师开始出现身体上的症状。
有段时间，赵欣怡一写字右手手腕就痛，后来，就算不写字也痛。渐渐地，疼痛还扩展到了整个右手手臂。「疼的时候手肘都抬不起来。」最后只能去医院。与此同时，她换成左手改作业、写板书。结果，左手也贴上了膏药。
有一次，她去医院看病，还带着没批改完的作业。这个时候，她已经被诊断为手腕腱鞘炎、手肘筋膜炎，还有神经根型颈椎病等等。医生看到她，跟她说：「你都这样了，还在上班吗？」
她当时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往下流。「我为什么会这样？」
深圳教师虽然在老师群体里算收入高的，但对于赵欣怡来说，看病也大量消耗了这份收入。「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个人医保账户每个月都能清空。」
这也是个慢慢失去对自己身体掌控感的过程。「我大概有大半年时间，每天站立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筋膜发炎，得不停去医院、住院，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难受，就感觉人生一团乱，什么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赵欣怡的医院诊断书。受访者供图
北大毕业的陈雪婷发现，同期入职的心理老师，也包括在校工作了七八年的心理老师们，都陆续离职，她最后也选择了离职。「我感觉很多时候我更像是一个消防栓，主要是为了预防危险出现，而且这个消防栓时不时还要被拿来充门面。」她觉得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学校并没有什么判断标准，在教师评价体系里，心理老师的存在感也很弱——衡量一个老师的标准往往是公开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有没有拿到一些教师技能比赛的奖励，「由于心理咨询本身的特殊性，导致成果很难被看见或者量化，所以学校就会更侧重教学方面的考核和评估，这反而偏离了考核初衷，不是说这部分不重要，而是光从头脑层面的理性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看到每一个孩子作为个体本身的情感与需要」。
还有个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学心理老师很多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系统训练，他们缺乏专业系统的支持来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既会损耗心理老师自身，学生们的咨询也效果不佳。」她说，「我听过不少学生吐槽心理老师没用。」
社会似乎对老师这个职业有一种天然滤镜，比如常把老师和「奉献精神」相提并论。陈雪婷却觉得这也给老师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如果别人出于自我价值实现，她也愿意，这叫奉献，但是，不能用这个话术强迫人」。
在深圳，当周佳宁进入这个系统，「我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其实也是按照996或者007这个运转机制来工作的」。她觉得这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色，「教研活动、教学比赛都非常多，小到学校举办的一些年级活动，大到区、市、省级的比赛，我们都要参加」。
这些大大小小的比赛，学校要求「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或者入职三年以内的新教师必须参加」。平均每两三周，周佳宁就会接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赛任务，需要专门花时间准备，「除非你能拿出病历，证明你没法参加，那么你从此的确可以轻松一些」。
就算是家里有许多当教师的长辈，也不一定能理解她。「上一代的教师，跟我们这一代还是不同，他们总希望用他们的思想来帮助我，让我复刻他们的轨迹，给我规划好路线，然后说这样就会轻松。」
这给了她另一种压力。入职第一年，她经常会在深夜加班时崩溃痛哭，想辞职。而她也在教育系统内的母亲就会跟她说：「所有人都累，只要是工作的年轻人都很累，你不要一味就喊辞职。你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我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累，那都是你给自己附加的，你只要改变心态，就不会觉得累，所以不要跟我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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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赵欣怡一写字右手手腕就痛，后来，就算不写字也痛。渐渐地，疼痛还扩展到了整个右手手臂。「疼的时候手肘都抬不起来。」最后只能去医院。与此同时，她换成左手改作业、写板书。结果，左手也贴上了膏药。
有一次，她去医院看病，还带着没批改完的作业。这个时候，她已经被诊断为手腕腱鞘炎、手肘筋膜炎，还有神经根型颈椎病等等。医生看到她，跟她说：「你都这样了，还在上班吗？」
她当时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往下流。「我为什么会这样？」
深圳教师虽然在老师群体里算收入高的，但对于赵欣怡来说，看病也大量消耗了这份收入。「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个人医保账户每个月都能清空。」
这也是个慢慢失去对自己身体掌控感的过程。「我大概有大半年时间，每天站立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筋膜发炎，得不停去医院、住院，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难受，就感觉人生一团乱，什么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赵欣怡的医院诊断书。受访者供图
北大毕业的陈雪婷发现，同期入职的心理老师，也包括在校工作了七八年的心理老师们，都陆续离职，她最后也选择了离职。「我感觉很多时候我更像是一个消防栓，主要是为了预防危险出现，而且这个消防栓时不时还要被拿来充门面。」她觉得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学校并没有什么判断标准，在教师评价体系里，心理老师的存在感也很弱——衡量一个老师的标准往往是公开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有没有拿到一些教师技能比赛的奖励，「由于心理咨询本身的特殊性，导致成果很难被看见或者量化，所以学校就会更侧重教学方面的考核和评估，这反而偏离了考核初衷，不是说这部分不重要，而是光从头脑层面的理性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看到每一个孩子作为个体本身的情感与需要」。
还有个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学心理老师很多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系统训练，他们缺乏专业系统的支持来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既会损耗心理老师自身，学生们的咨询也效果不佳。」她说，「我听过不少学生吐槽心理老师没用。」
社会似乎对老师这个职业有一种天然滤镜，比如常把老师和「奉献精神」相提并论。陈雪婷却觉得这也给老师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如果别人出于自我价值实现，她也愿意，这叫奉献，但是，不能用这个话术强迫人」。
在深圳，当周佳宁进入这个系统，「我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其实也是按照996或者007这个运转机制来工作的」。她觉得这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色，「教研活动、教学比赛都非常多，小到学校举办的一些年级活动，大到区、市、省级的比赛，我们都要参加」。
这些大大小小的比赛，学校要求「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或者入职三年以内的新教师必须参加」。平均每两三周，周佳宁就会接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赛任务，需要专门花时间准备，「除非你能拿出病历，证明你没法参加，那么你从此的确可以轻松一些」。
就算是家里有许多当教师的长辈，也不一定能理解她。「上一代的教师，跟我们这一代还是不同，他们总希望用他们的思想来帮助我，让我复刻他们的轨迹，给我规划好路线，然后说这样就会轻松。」
这给了她另一种压力。入职第一年，她经常会在深夜加班时崩溃痛哭，想辞职。而她也在教育系统内的母亲就会跟她说：「所有人都累，只要是工作的年轻人都很累，你不要一味就喊辞职。你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我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累，那都是你给自己附加的，你只要改变心态，就不会觉得累，所以不要跟我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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