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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 七年调查的发现与追问
关于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 七年调查的发现与追问关于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 七年调查的发现与追问
正午：吴谢宇在重庆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
吴琪：被抓之前，吴谢宇在重庆没有紧密朋友。他看中了夜总会的人员流动性大，顾客或是男性工作者，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日常联系，利于掩饰身份。因此，这种流亡生活既有经济来源，又可以不暴露自己的生活状态。从学校生活开始，他一直是一个十分原子化的个体，逃亡让他变得更加会隐藏自己。
正午：从逃亡到被捕，他的个性有所转变吗？
吴琪：根据吴谢宇被捕后的自述材料，他在逃亡中必须真实面对生存问题。他以前生活在保护壳里，父母把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开始逃亡后他必须直接面对租房、洗衣服、买东西这些生活琐事。这都是他过去人生所没有的体验。他从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到直接扎进生活里，这是客观变化。期间，他还做家教，帮忙调解父母和子女之间矛盾。
但是他的性格和认知有何变化，直到采访完吴谢宇案，我们还是很难给出结论。我们只能依据吴谢宇从被捕后到一审判决的自述材料，看到他在一审判决前后的心态变化。但被抓之前，他如何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对自己有多深的反省，不好说。
因为新冠疫情，案件从一审到二审进展相对慢，吴谢宇确实有变化。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前，他一直说，他是觉得爱妈妈才杀掉妈妈，其次，他强调自己也不想活。死刑判决下达以后，吴谢宇又变了。他要上诉，他想活，无论是出于策略，还是他的认知变化，吴谢宇的表述变成了“我妈妈性格是有点问题”。
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吴谢宇确实有了求生欲。在他逐步走向死亡，离死亡越近，他越能面对他的真实想法。这就很可悲，这是以剥夺谢天琴的生命为代价，他如果能早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内心和诉求，可能不会发生如此悲惨的事情。代价太过惨痛。如果他能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情感、需求，对妈妈复杂感情的真实感受，以及大学压力，成绩压力抑或其他压力，他有能力去面对，不至于全部混作一团，变成一种巨大的恶喷发，以悲剧来结束。
正午：提到吴谢宇案，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他是高智商犯罪，你们在写作中如何采用他的个人自述材料？
吴琪：吴谢宇的自我认知是有问题的，他的犯罪行为不是简单的“高智商犯罪”就能概述的。我们通过采访和司法材料能看到，他的逃亡很缜密，他对杀掉母亲这件事情的策划也是缜密，提前几个月就在做谋划。但他的内心表现出的，又不是一个成年人的状态。他作案时已经21岁，被捕时25岁，心理却像个幼儿，一直把母亲当成自己的权威。
他整个状态显得很矛盾。例如一审律师曾向他提到，如果对你有利辩护，那就是妈妈对你不好，母子矛盾激烈，你过得并不好，你不得不采取弑母行为。吴谢宇拒绝了。他在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前，还沉浸在“我的妈妈极为完美”的逻辑里。我的理解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弑母行为，要合理化这一行为，虽然这个解释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站不住。
吴谢宇的自述材料里有很多自欺欺人的部分，经常陷入极端情绪。直到后期，他的自我认知才相对客观。我们使用他的材料，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强调，这些是来自他个人的自述，我们会交代信息源以及不同时间点的自述。他在不同时间段的说法不一样，记者并不是把自述当成完全真实客观、可以全部采信的材料来使用，而是呈现他在某个阶段的自我表述，交由读者去综合判断，这些讲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午：自欺欺人和回避情绪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琪：首先是他杀掉妈妈的理由，他会说我这是因为我爱妈妈，妈妈不想活了，我先送她走，我再走。他仅仅抓住这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成立的逻辑，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合理的。
吴父重病期间，吴谢宇认为亲友没有出手相助，于是产生很大怨恨。他并没有和父亲面对面谈论问题，但问题在他心中并没有消失，不去面对反而产生羞耻怨恨。这些情绪一直缠绕着他。此后，当他人生不太顺利，这些怨恨、羞耻感就会放大，吴谢宇就会钻进牛角尖。他不仅无法平衡情绪，这些情绪反而会控制、主宰着他。吴谢宇已经21岁，他不是一个未成年人，可是他的内心有时候就像幼儿状态，悲剧背后是各种各样的小种子，他本人这自私傲慢一面又被大大激发，最后导向惨案。
3
正午：有一次，吴谢宇看到父亲电脑中的“黄片”，另一次则是撞破父亲出轨，但他都选择了回避。
吴琪：这就涉及家庭沟通方式。吴谢宇撞见这些事情，吴父是成年人，他有责任主动和孩子交流。出轨也是吴父的错，这个无可争辩。一位父亲怎样面对自己的错？他有责任跟儿子开启对话。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吴志坚直接选择逃避吴谢宇，肯定不是一个成熟父亲的做法。在吴谢宇的成长环境中，没有养成交流和表达习惯，面对发生严重冲击其价值观的事情时，父亲不尽责，家庭成员之间也缺乏沟通习惯，因此对他内心冲击很大。当一个家庭无法成熟地谈论这些事情，情感被长期积压，他就无法正确看待性，也无法正确理解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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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琪：被抓之前，吴谢宇在重庆没有紧密朋友。他看中了夜总会的人员流动性大，顾客或是男性工作者，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日常联系，利于掩饰身份。因此，这种流亡生活既有经济来源，又可以不暴露自己的生活状态。从学校生活开始，他一直是一个十分原子化的个体，逃亡让他变得更加会隐藏自己。
正午：从逃亡到被捕，他的个性有所转变吗？
吴琪：根据吴谢宇被捕后的自述材料，他在逃亡中必须真实面对生存问题。他以前生活在保护壳里，父母把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开始逃亡后他必须直接面对租房、洗衣服、买东西这些生活琐事。这都是他过去人生所没有的体验。他从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到直接扎进生活里，这是客观变化。期间，他还做家教，帮忙调解父母和子女之间矛盾。
但是他的性格和认知有何变化，直到采访完吴谢宇案，我们还是很难给出结论。我们只能依据吴谢宇从被捕后到一审判决的自述材料，看到他在一审判决前后的心态变化。但被抓之前，他如何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对自己有多深的反省，不好说。
因为新冠疫情，案件从一审到二审进展相对慢，吴谢宇确实有变化。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前，他一直说，他是觉得爱妈妈才杀掉妈妈，其次，他强调自己也不想活。死刑判决下达以后，吴谢宇又变了。他要上诉，他想活，无论是出于策略，还是他的认知变化，吴谢宇的表述变成了“我妈妈性格是有点问题”。
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吴谢宇确实有了求生欲。在他逐步走向死亡，离死亡越近，他越能面对他的真实想法。这就很可悲，这是以剥夺谢天琴的生命为代价，他如果能早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内心和诉求，可能不会发生如此悲惨的事情。代价太过惨痛。如果他能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情感、需求，对妈妈复杂感情的真实感受，以及大学压力，成绩压力抑或其他压力，他有能力去面对，不至于全部混作一团，变成一种巨大的恶喷发，以悲剧来结束。
正午：提到吴谢宇案，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他是高智商犯罪，你们在写作中如何采用他的个人自述材料？
吴琪：吴谢宇的自我认知是有问题的，他的犯罪行为不是简单的“高智商犯罪”就能概述的。我们通过采访和司法材料能看到，他的逃亡很缜密，他对杀掉母亲这件事情的策划也是缜密，提前几个月就在做谋划。但他的内心表现出的，又不是一个成年人的状态。他作案时已经21岁，被捕时25岁，心理却像个幼儿，一直把母亲当成自己的权威。
他整个状态显得很矛盾。例如一审律师曾向他提到，如果对你有利辩护，那就是妈妈对你不好，母子矛盾激烈，你过得并不好，你不得不采取弑母行为。吴谢宇拒绝了。他在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前，还沉浸在“我的妈妈极为完美”的逻辑里。我的理解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弑母行为，要合理化这一行为，虽然这个解释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站不住。
吴谢宇的自述材料里有很多自欺欺人的部分，经常陷入极端情绪。直到后期，他的自我认知才相对客观。我们使用他的材料，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强调，这些是来自他个人的自述，我们会交代信息源以及不同时间点的自述。他在不同时间段的说法不一样，记者并不是把自述当成完全真实客观、可以全部采信的材料来使用，而是呈现他在某个阶段的自我表述，交由读者去综合判断，这些讲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午：自欺欺人和回避情绪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琪：首先是他杀掉妈妈的理由，他会说我这是因为我爱妈妈，妈妈不想活了，我先送她走，我再走。他仅仅抓住这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成立的逻辑，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合理的。
吴父重病期间，吴谢宇认为亲友没有出手相助，于是产生很大怨恨。他并没有和父亲面对面谈论问题，但问题在他心中并没有消失，不去面对反而产生羞耻怨恨。这些情绪一直缠绕着他。此后，当他人生不太顺利，这些怨恨、羞耻感就会放大，吴谢宇就会钻进牛角尖。他不仅无法平衡情绪，这些情绪反而会控制、主宰着他。吴谢宇已经21岁，他不是一个未成年人，可是他的内心有时候就像幼儿状态，悲剧背后是各种各样的小种子，他本人这自私傲慢一面又被大大激发，最后导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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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有一次，吴谢宇看到父亲电脑中的“黄片”，另一次则是撞破父亲出轨，但他都选择了回避。
吴琪：这就涉及家庭沟通方式。吴谢宇撞见这些事情，吴父是成年人，他有责任主动和孩子交流。出轨也是吴父的错，这个无可争辩。一位父亲怎样面对自己的错？他有责任跟儿子开启对话。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吴志坚直接选择逃避吴谢宇，肯定不是一个成熟父亲的做法。在吴谢宇的成长环境中，没有养成交流和表达习惯，面对发生严重冲击其价值观的事情时，父亲不尽责，家庭成员之间也缺乏沟通习惯，因此对他内心冲击很大。当一个家庭无法成熟地谈论这些事情，情感被长期积压，他就无法正确看待性，也无法正确理解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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