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你無比追憶的蔡瀾、金庸們,其實水平不算高
我還記得有個對話，是許知遠采訪蔡瀾的，許知遠說他不信邪，說，他覺得還是能（對社會）有那麼壹點改變的。
蔡瀾笑道，什麼都改變不了，以後你就信我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沒有必要。我要是壹個人可以改變的話，我就去灑熱血，斷頭顱。我可以去。我認為有時候我沒有這個力量，改變不了。所以我就開始逃避嘍，吃吃喝喝也是壹種逃避嘛。”
是了，金庸筆下的活死人墓，蔡瀾的吃吃喝喝，本質上其實都是壹樣的。
所以蔡瀾、金庸、倪匡們，他們有他們的成就，也有他們的問題、局限與無奈。
沒辦法，壹代人，只能作壹代人的事。我們所應盡力的，只是不要讓壹代又壹代文化人，永遠只能聊聊吃吃喝喝。
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所擔心的只有壹件事，我們明天的生活，能否對得起我們今日所遭受的苦難。
是的，最幸運的民族，未遭遇深刻的苦難也能創造璀璨的文化與深刻的反思。
其次的民族，未遭苦難也未作反思，就那麼默默而幸福的不被歷史記載的活著。
再次的民族，遭遇了深刻的苦難，也做了沉痛的反思，留下了深沉感人的思想與文字，苦難與犧牲變得有了標度與意義，比如俄羅斯，它的歷史雖然曲折、痛苦，但因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們，這些苦難換回了價值，記憶的價值。
最不幸的民族，不斷地遭遇苦難，卻沒有反思、沒有記憶，更談不上什麼深沉凝重的文字傳世。
文化人是無力的，我們做不了太多，也是可憐的，理想之前，我們首先要謀生。但為自己的民族留下足夠配得上苦難與犧牲的文化與思想傳世，卻總該是我們當作、當行的義務。在這份沉甸甸的責任面前，我們真的並不好意思說：仰望林泉、悠游歲月、做個游戲文字、聊博喝彩的“肆大才子”就應當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我們什麼時候才不再只有“肆大才子”，而有陀翁、托翁那樣的大師？
這大約就是我對蔡瀾、對“香港肆大才子”以及那個“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壹點不合時宜的觀感吧——“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當然，這其中，真論羞愧，該羞愧的，或許也不是豎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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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瀾笑道，什麼都改變不了，以後你就信我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沒有必要。我要是壹個人可以改變的話，我就去灑熱血，斷頭顱。我可以去。我認為有時候我沒有這個力量，改變不了。所以我就開始逃避嘍，吃吃喝喝也是壹種逃避嘛。”
是了，金庸筆下的活死人墓，蔡瀾的吃吃喝喝，本質上其實都是壹樣的。
所以蔡瀾、金庸、倪匡們，他們有他們的成就，也有他們的問題、局限與無奈。
沒辦法，壹代人，只能作壹代人的事。我們所應盡力的，只是不要讓壹代又壹代文化人，永遠只能聊聊吃吃喝喝。
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所擔心的只有壹件事，我們明天的生活，能否對得起我們今日所遭受的苦難。
是的，最幸運的民族，未遭遇深刻的苦難也能創造璀璨的文化與深刻的反思。
其次的民族，未遭苦難也未作反思，就那麼默默而幸福的不被歷史記載的活著。
再次的民族，遭遇了深刻的苦難，也做了沉痛的反思，留下了深沉感人的思想與文字，苦難與犧牲變得有了標度與意義，比如俄羅斯，它的歷史雖然曲折、痛苦，但因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們，這些苦難換回了價值，記憶的價值。
最不幸的民族，不斷地遭遇苦難，卻沒有反思、沒有記憶，更談不上什麼深沉凝重的文字傳世。
文化人是無力的，我們做不了太多，也是可憐的，理想之前，我們首先要謀生。但為自己的民族留下足夠配得上苦難與犧牲的文化與思想傳世，卻總該是我們當作、當行的義務。在這份沉甸甸的責任面前，我們真的並不好意思說：仰望林泉、悠游歲月、做個游戲文字、聊博喝彩的“肆大才子”就應當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我們什麼時候才不再只有“肆大才子”，而有陀翁、托翁那樣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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