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你無比追憶的蔡瀾、金庸們,其實水平不算高
南宋末年可是賈似道那樣的奸相橫行的時代，絕對權力巧取豪奪之下也是民不聊生。那他離開蒙古保大宋這個“俠之大者”，固然是“為國”，但真的能說的上是“為民”麼？
當然若要這樣問，金庸先生的贊同者們肯定會說，對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貪官污吏更野蠻、更殘忍，襄陽要是萬壹城破，算無遺類、老幼屠盡的。
當然話說到這個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邏輯勉強說圓了。民族主義敘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創造壹個拾惡不赦、殺人不眨眼的凶惡敵人。你在襄陽城裡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壓、迫害，但萬壹蒙古人打進來，全城屠幹淨的——這樣無論郭靖、還是百姓，就都不用糾結選擇的問題了。
但，也許，未必駐扎在城外的人永遠都是蠻不講理、殺人如麻的蒙古鐵騎……
當然，這個問題，對金庸先生們所能做的討論，就明顯超綱了。
總之，香港這座城市的體量和金庸、蔡瀾這些寫壹篇稿子掙壹篇錢、要在這座“洛陽米貴”的城市艱難立足的碼字者的生存狀態決定了，香港的文化繁榮，注定只能是壹種淺層、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榮。魚缸裡養不了鯨魚，鳥籠裡管不住雄鷹。香港誕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實沒有真正的“大師”。
同時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飛猛進，哈耶克、托馬斯·索維爾、漢娜·阿倫特、米蘭·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實始終沒有誕生類似重量級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學者，有“才子”而無“大師”，始終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作為遠東自由港，這座城市的首要氣質是務實。大多數人來到這座城市的目的大約只有兩個——賺錢，或者逃難。想要安心做學問，或者找個寧靜之處安靜思考人類或者自己民族命運的人，不會選擇這座城市長久的落腳。金庸、倪匡、黃沾、蔡瀾這些所謂的“肆大才子”，他們最終選擇長居在這裡，也是因為他們早已不是純粹的文化人，而是這座城市的商風錢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個商人，多寫幾篇小說、雜文，討好壹下娛樂化的大眾，掙到錢，把自己生活過的舒適壹些，足夠了。這是他們的此生之願。
其實你看金庸先生後期的那些小說，也會發現這種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鬧壹番”之後都沒有選擇如郭靖壹般繼續把自己“置身世內”而選擇了逃遁和隱逸。
“終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俠侶，絕跡江湖”——這天下今後到底是姓趙、姓耶律、姓孛兒只斤還是姓朱、姓愛新覺羅都與我無關了，我就找個地方安安逸逸的過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詩詞風月，把江湖是非、立場紛爭、萬民福祉，我都躲的遠遠的。
世事不可為，我過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隱逸文化，壹次又壹次成為中國文人思維退行的歸宿。
剛剛去世的蔡瀾，算是壹個比金庸更在現實實踐了這個生活方式的人，他雜文寫的通透，但點到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卻只寫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總有壹種“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難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師。
當然，這是壹種無奈，是體量和時代共同決定的，比如我喜歡寫些歷史和文化，但多虧了微信這個平台和中文互聯網的體量巨大，這樣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願意支持、願意打賞，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香港，初來乍到、在潮熱的酷暑中擠在出租屋裡完成邵氏電影催迫如催命的劇本進度，我大約也只能先去寫那樣的文字，寫來寫去，把自己變成壹個什麼樣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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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若要這樣問，金庸先生的贊同者們肯定會說，對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貪官污吏更野蠻、更殘忍，襄陽要是萬壹城破，算無遺類、老幼屠盡的。
當然話說到這個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邏輯勉強說圓了。民族主義敘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創造壹個拾惡不赦、殺人不眨眼的凶惡敵人。你在襄陽城裡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壓、迫害，但萬壹蒙古人打進來，全城屠幹淨的——這樣無論郭靖、還是百姓，就都不用糾結選擇的問題了。
但，也許，未必駐扎在城外的人永遠都是蠻不講理、殺人如麻的蒙古鐵騎……
當然，這個問題，對金庸先生們所能做的討論，就明顯超綱了。
總之，香港這座城市的體量和金庸、蔡瀾這些寫壹篇稿子掙壹篇錢、要在這座“洛陽米貴”的城市艱難立足的碼字者的生存狀態決定了，香港的文化繁榮，注定只能是壹種淺層、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榮。魚缸裡養不了鯨魚，鳥籠裡管不住雄鷹。香港誕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實沒有真正的“大師”。
同時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飛猛進，哈耶克、托馬斯·索維爾、漢娜·阿倫特、米蘭·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實始終沒有誕生類似重量級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學者，有“才子”而無“大師”，始終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作為遠東自由港，這座城市的首要氣質是務實。大多數人來到這座城市的目的大約只有兩個——賺錢，或者逃難。想要安心做學問，或者找個寧靜之處安靜思考人類或者自己民族命運的人，不會選擇這座城市長久的落腳。金庸、倪匡、黃沾、蔡瀾這些所謂的“肆大才子”，他們最終選擇長居在這裡，也是因為他們早已不是純粹的文化人，而是這座城市的商風錢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個商人，多寫幾篇小說、雜文，討好壹下娛樂化的大眾，掙到錢，把自己生活過的舒適壹些，足夠了。這是他們的此生之願。
其實你看金庸先生後期的那些小說，也會發現這種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鬧壹番”之後都沒有選擇如郭靖壹般繼續把自己“置身世內”而選擇了逃遁和隱逸。
“終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俠侶，絕跡江湖”——這天下今後到底是姓趙、姓耶律、姓孛兒只斤還是姓朱、姓愛新覺羅都與我無關了，我就找個地方安安逸逸的過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詩詞風月，把江湖是非、立場紛爭、萬民福祉，我都躲的遠遠的。
世事不可為，我過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隱逸文化，壹次又壹次成為中國文人思維退行的歸宿。
剛剛去世的蔡瀾，算是壹個比金庸更在現實實踐了這個生活方式的人，他雜文寫的通透，但點到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卻只寫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總有壹種“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難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師。
當然，這是壹種無奈，是體量和時代共同決定的，比如我喜歡寫些歷史和文化，但多虧了微信這個平台和中文互聯網的體量巨大，這樣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願意支持、願意打賞，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香港，初來乍到、在潮熱的酷暑中擠在出租屋裡完成邵氏電影催迫如催命的劇本進度，我大約也只能先去寫那樣的文字，寫來寫去，把自己變成壹個什麼樣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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