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你无比追忆的蔡澜、金庸们,其实水平不算高
南宋末年可是贾似道那样的奸相横行的时代，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之下也是民不聊生。那他离开蒙古保大宋这个“侠之大者”，固然是“为国”，但真的能说的上是“为民”么？
当然若要这样问，金庸先生的赞同者们肯定会说，对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贪官污吏更野蛮、更残忍，襄阳要是万一城破，算无遗类、老幼屠尽的。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逻辑勉强说圆了。民族主义叙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创造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的凶恶敌人。你在襄阳城里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压、迫害，但万一蒙古人打进来，全城屠干净的——这样无论郭靖、还是百姓，就都不用纠结选择的问题了。
但，也许，未必驻扎在城外的人永远都是蛮不讲理、杀人如麻的蒙古铁骑……
当然，这个问题，对金庸先生们所能做的讨论，就明显超纲了。
总之，香港这座城市的体量和金庸、蔡澜这些写一篇稿子挣一篇钱、要在这座“洛阳米贵”的城市艰难立足的码字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香港的文化繁荣，注定只能是一种浅层、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荣。鱼缸里养不了鲸鱼，鸟笼里管不住雄鹰。香港诞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师”。
同时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飞猛进，哈耶克、托马斯·索维尔、汉娜·阿伦特、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实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重量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学者，有“才子”而无“大师”，始终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远东自由港，这座城市的首要气质是务实。大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大约只有两个——赚钱，或者逃难。想要安心做学问，或者找个宁静之处安静思考人类或者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会选择这座城市长久的落脚。金庸、倪匡、黄沾、蔡澜这些所谓的“四大才子”，他们最终选择长居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商风钱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个商人，多写几篇小说、杂文，讨好一下娱乐化的大众，挣到钱，把自己生活过的舒适一些，足够了。这是他们的此生之愿。
其实你看金庸先生后期的那些小说，也会发现这种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闹一番”之后都没有选择如郭靖一般继续把自己“置身世内”而选择了逃遁和隐逸。
“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天下今后到底是姓赵、姓耶律、姓孛儿只斤还是姓朱、姓爱新觉罗都与我无关了，我就找个地方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诗词风月，把江湖是非、立场纷争、万民福祉，我都躲的远远的。
世事不可为，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隐逸文化，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文人思维退行的归宿。
刚刚去世的蔡澜，算是一个比金庸更在现实实践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杂文写的通透，但点到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却只写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难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师。
当然，这是一种无奈，是体量和时代共同决定的，比如我喜欢写些历史和文化，但多亏了微信这个平台和中文互联网的体量巨大，这样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愿意支持、愿意打赏，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初来乍到、在潮热的酷暑中挤在出租屋里完成邵氏电影催迫如催命的剧本进度，我大约也只能先去写那样的文字，写来写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当然若要这样问，金庸先生的赞同者们肯定会说，对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贪官污吏更野蛮、更残忍，襄阳要是万一城破，算无遗类、老幼屠尽的。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逻辑勉强说圆了。民族主义叙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创造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的凶恶敌人。你在襄阳城里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压、迫害，但万一蒙古人打进来，全城屠干净的——这样无论郭靖、还是百姓，就都不用纠结选择的问题了。
但，也许，未必驻扎在城外的人永远都是蛮不讲理、杀人如麻的蒙古铁骑……
当然，这个问题，对金庸先生们所能做的讨论，就明显超纲了。
总之，香港这座城市的体量和金庸、蔡澜这些写一篇稿子挣一篇钱、要在这座“洛阳米贵”的城市艰难立足的码字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香港的文化繁荣，注定只能是一种浅层、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荣。鱼缸里养不了鲸鱼，鸟笼里管不住雄鹰。香港诞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师”。
同时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飞猛进，哈耶克、托马斯·索维尔、汉娜·阿伦特、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实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重量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学者，有“才子”而无“大师”，始终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远东自由港，这座城市的首要气质是务实。大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大约只有两个——赚钱，或者逃难。想要安心做学问，或者找个宁静之处安静思考人类或者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会选择这座城市长久的落脚。金庸、倪匡、黄沾、蔡澜这些所谓的“四大才子”，他们最终选择长居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商风钱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个商人，多写几篇小说、杂文，讨好一下娱乐化的大众，挣到钱，把自己生活过的舒适一些，足够了。这是他们的此生之愿。
其实你看金庸先生后期的那些小说，也会发现这种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闹一番”之后都没有选择如郭靖一般继续把自己“置身世内”而选择了逃遁和隐逸。
“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天下今后到底是姓赵、姓耶律、姓孛儿只斤还是姓朱、姓爱新觉罗都与我无关了，我就找个地方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诗词风月，把江湖是非、立场纷争、万民福祉，我都躲的远远的。
世事不可为，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隐逸文化，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文人思维退行的归宿。
刚刚去世的蔡澜，算是一个比金庸更在现实实践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杂文写的通透，但点到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却只写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难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师。
当然，这是一种无奈，是体量和时代共同决定的，比如我喜欢写些历史和文化，但多亏了微信这个平台和中文互联网的体量巨大，这样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愿意支持、愿意打赏，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初来乍到、在潮热的酷暑中挤在出租屋里完成邵氏电影催迫如催命的剧本进度，我大约也只能先去写那样的文字，写来写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