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財大副教授遭精神病人殺害,妻子發聲
判決書顯示,關於侵權責任承擔的問題,本案中,被告王某剛用木棍擊打王某平,造成王某平死亡的損害後果,應承擔全部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王某剛於事發當日無任何障礙地進入事發小區,且在小區逗留多時未被發現,雖被告王某剛存在躲避行為,但被告湖北大學作為事發小區的物業管理單位,其物業管理存在嚴重的監管漏洞,被告王某剛的侵權行為與被告湖北大學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兩個因素結合在壹起造成了王某平死亡後果的發生,被告湖北大學應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因被告王某剛沒有能力承擔賠償責任,故原告損失應由被告湖北大學承擔,被告湖北大學有權向被告王某剛追償。
本案中,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站前警務站民警在接到警情,核查被告王某剛的身份信息正常,被告王某剛求助將其送至救助站的情況下,及時將被告王某剛送至武昌救助站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亦不存在過錯;同時,原告的舉證不能證明被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被告王某剛實施了救助行為,也不能證明被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行為與本案損害後果的發生存在因果關系。
最終,法院認定原告的損失為1072806.33元,被告湖北大學對此承擔全部補充責任。被告湖北大學已於2021年12月21日向原告支付的處理王某平後事的費用10萬元予以扣減,需壹次性賠償原告各項損失共計972806.33元,被告湖北大學有權向被告王某剛追償;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敖女士說,她對賠償金額以及賠償責任方的判定都不認可,目前已提交上訴狀,據其所知,湖北大學也將提起上訴。“他現在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每年的工資也是處於上升趨勢,這是有數據可以支撐的。從侵權責任方來說,哪怕是有壹方願意出來承擔責任,或者說對王某平的遇害表示態度,我也是能接受的。”

△王某剛被判處死緩,受訪者供圖
律師說法:
若救助站未妥善安置、管理,可能需承擔相應的失職責任
6月20日,記者分別向湖北大學及其代理律師處求證,但未獲回應。隨後記者致電武昌公安分局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方均表示對該案件並不清楚。
北京市中聞(西安)律師事務所律師譚敏濤認為,如果能確定湖北大學的管理失職與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共同導致受害者死亡,那麼湖北大學應當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承擔責任後可以向侵權人進行追責。而武昌公安分局將求助人王某剛送往救助站,其職責已經完成,武昌公安分局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前文提到關於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說法,敖女士稱,她只掌握王某剛從鄭州前往武昌的火車票及口供,“後面的證據是需要法院去調查的。”
譚敏濤則認為,若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王某剛負有救助管理職責,但未對其進行妥善安置、管理,導致其流竄至武漢實施犯罪行為,可能需承擔相應的失職責任,具體責任需根據其實際履職情況由法院認定。他表示,鄭州市救助管理站是鄭州市民政局直屬事業單位,負責對流入鄭州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實施救助等工作。對於民事部分,如果家屬起訴鄭州市救助管理站要求其承擔責任,家屬需就救助站存在失職等侵權行為承擔舉證責任。如果無法明確是哪壹個救助站,需要家屬予以明確,若家屬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相關證據,可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法院會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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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站前警務站民警在接到警情,核查被告王某剛的身份信息正常,被告王某剛求助將其送至救助站的情況下,及時將被告王某剛送至武昌救助站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亦不存在過錯;同時,原告的舉證不能證明被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被告王某剛實施了救助行為,也不能證明被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行為與本案損害後果的發生存在因果關系。
最終,法院認定原告的損失為1072806.33元,被告湖北大學對此承擔全部補充責任。被告湖北大學已於2021年12月21日向原告支付的處理王某平後事的費用10萬元予以扣減,需壹次性賠償原告各項損失共計972806.33元,被告湖北大學有權向被告王某剛追償;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敖女士說,她對賠償金額以及賠償責任方的判定都不認可,目前已提交上訴狀,據其所知,湖北大學也將提起上訴。“他現在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每年的工資也是處於上升趨勢,這是有數據可以支撐的。從侵權責任方來說,哪怕是有壹方願意出來承擔責任,或者說對王某平的遇害表示態度,我也是能接受的。”

△王某剛被判處死緩,受訪者供圖
律師說法:
若救助站未妥善安置、管理,可能需承擔相應的失職責任
6月20日,記者分別向湖北大學及其代理律師處求證,但未獲回應。隨後記者致電武昌公安分局及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方均表示對該案件並不清楚。
北京市中聞(西安)律師事務所律師譚敏濤認為,如果能確定湖北大學的管理失職與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共同導致受害者死亡,那麼湖北大學應當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承擔責任後可以向侵權人進行追責。而武昌公安分局將求助人王某剛送往救助站,其職責已經完成,武昌公安分局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前文提到關於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說法,敖女士稱,她只掌握王某剛從鄭州前往武昌的火車票及口供,“後面的證據是需要法院去調查的。”
譚敏濤則認為,若鄭州市救助管理站對王某剛負有救助管理職責,但未對其進行妥善安置、管理,導致其流竄至武漢實施犯罪行為,可能需承擔相應的失職責任,具體責任需根據其實際履職情況由法院認定。他表示,鄭州市救助管理站是鄭州市民政局直屬事業單位,負責對流入鄭州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實施救助等工作。對於民事部分,如果家屬起訴鄭州市救助管理站要求其承擔責任,家屬需就救助站存在失職等侵權行為承擔舉證責任。如果無法明確是哪壹個救助站,需要家屬予以明確,若家屬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相關證據,可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法院會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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