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22歲女生寫退學信,哈佛不再是唯壹夢想 ...
她本就規劃回國做學術。現在又多了壹條理由，她笑著說，“想把我的知識奉獻給自己的國家，而不是特朗普的國家。”
“壹些過往的美好東西被肉眼可見地摧毀”
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如此針對哈佛？
在官方聲明裡，特朗普政府列出了壹系列原因。但壹個普遍的分析是，沖突背後是兩種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的碰撞：壹邊是保守主義政府，推進“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議題，另壹邊被視作“自由派大本營”，崇尚多元文化、向世界開放。
哈佛校園報紙曾做過調查，哈佛文理學院的老師中，大部分人自我認定在政治上屬於自由派，僅有3%自認保守派。
那位哈佛某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碼農”陳學秋，入職後發現，這裡氛圍和自己本碩的美國學校完全不同，同事們從不談論跳槽和薪資，而是聊著加沙、性少數群體，“他們的理想很宏大，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在這裡，世界也仿佛真的在向她聚攏。她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多元智能理論，創始人就畢業自哈佛，而閱讀《優績主義的暴政》這本書時，她得知，作者邁克爾·桑德爾的辦公室就在自己的實驗室樓上。
這種氛圍下，連帶著她也關心起國際政治，開始在意世界的變化，被朋友調侃有了“自信白男的松弛心態”。
也是在這個校園，當中國女生蔣雨融在畢業典禮發表題為《我們的人性》演講，現場同樣許多人站起來鼓掌。壹位中國學生感到身為同胞的驕傲。還有壹些稱贊她發言的內容。也有人有些遺憾，覺得演講可以更犀利。但即使這位覺得遺憾的學生看來，它不過是標准的哈佛式演講。她也上過哈佛的演講課，“要講故事、要幽默、要感人，要說公平、正義、改變世界”，“按國內說法，就是白左那壹套”。
至少對國際學生來說，很長的時間裡，人們受惠於這種價值觀，並在課堂上確切到感受到“為世界服務”的理念：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你的老師可能是阿根廷央行行長，每周上完課就飛到本國推動改革；在壹門公共衛生管理專業的課上，壹個6人小組的成員可能橫跨中美日非，需要圍坐討論如何應對壹次虛擬的傳染病襲擊。
“就像不同類的物質組合在壹起，大家會有分歧乃至爭執，但是這個過程中，也會誕生很好的創造力。”壹位公共衛生管理專業的碩士畢業生說。
不過，對中國學生而言，也有人會感到微妙的不適。壹個正在哈佛交換的中國學生覺得在選擇助教上，有老師更傾向本土學生，“畢竟中國人不屬於哈佛的身份正確”。另壹個不適的場景是，經濟學課上，教授舉例都來自美國、歐洲，偶爾提起中國，還總跟在印度(专题)後面，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完善的代表，“當然中國確實是發展中國家，但還是會感到壹絲絲不適”。
對這所校園，特朗普去年底的當選就已經是壹種沉重打擊。哈佛教育學院應屆碩士畢業生溫可記得，那壹周校園氛圍都變得沉重，壹位老師臨時將課堂內容改成了“療愈”，讓大家坐在壹起分享感受。她的許多美國同學哭了，甚至覺得沒有辦法待在美國，未來肆年想出國乃至移民。
盡管只是到美國第壹年，但溫可“半只腳踏進了美國人的圈子”，她說美國同學們的日常聚會中，人們也總在聊政治。大家痛心“壹些過往的美好東西被肉眼可見地摧毀”，有人說起北加州(专题)的幼兒園老師在贰拾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第壹次見到小朋友們不是搭房子而是搭牆。
溫可自認屬於“溫和自由派”，也會參加討論，但很多時刻，她更像個看客，覺得太多討論最終都滑向抑郁消沉的氛圍，只是帶來現實的無力感。
即使同壹個校園，參加同樣的派對，人們的處境並不相同。國際生畢業後，想留在美國發展，要面臨多道現實的身份圍牆。先要申請OPT，壹種基於國際學生簽證的在美實習和工作許可，最長可以續到叁年。之後還要申請H1b工作簽證，這需要抽簽。再往後，才能想永久居住證綠卡的事。“很多美國人連OPT是什麼都不知道。”溫可說。
選擇留下還是離開，中國精英學生通常考慮很多因素：收入、工作氛圍、個人興趣、家庭因素、工作簽證等等。禁令出現後，有人發現自己的海外社交媒體，湧入許多詢問是否需要結婚綠卡的中介。不止壹位哈佛中國學生說，在不友好的政治環境中，身邊有原來搖擺的同學現在選擇了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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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些過往的美好東西被肉眼可見地摧毀”
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如此針對哈佛？
在官方聲明裡，特朗普政府列出了壹系列原因。但壹個普遍的分析是，沖突背後是兩種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的碰撞：壹邊是保守主義政府，推進“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議題，另壹邊被視作“自由派大本營”，崇尚多元文化、向世界開放。
哈佛校園報紙曾做過調查，哈佛文理學院的老師中，大部分人自我認定在政治上屬於自由派，僅有3%自認保守派。
那位哈佛某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碼農”陳學秋，入職後發現，這裡氛圍和自己本碩的美國學校完全不同，同事們從不談論跳槽和薪資，而是聊著加沙、性少數群體，“他們的理想很宏大，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在這裡，世界也仿佛真的在向她聚攏。她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多元智能理論，創始人就畢業自哈佛，而閱讀《優績主義的暴政》這本書時，她得知，作者邁克爾·桑德爾的辦公室就在自己的實驗室樓上。
這種氛圍下，連帶著她也關心起國際政治，開始在意世界的變化，被朋友調侃有了“自信白男的松弛心態”。
也是在這個校園，當中國女生蔣雨融在畢業典禮發表題為《我們的人性》演講，現場同樣許多人站起來鼓掌。壹位中國學生感到身為同胞的驕傲。還有壹些稱贊她發言的內容。也有人有些遺憾，覺得演講可以更犀利。但即使這位覺得遺憾的學生看來，它不過是標准的哈佛式演講。她也上過哈佛的演講課，“要講故事、要幽默、要感人，要說公平、正義、改變世界”，“按國內說法，就是白左那壹套”。
至少對國際學生來說，很長的時間裡，人們受惠於這種價值觀，並在課堂上確切到感受到“為世界服務”的理念：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你的老師可能是阿根廷央行行長，每周上完課就飛到本國推動改革；在壹門公共衛生管理專業的課上，壹個6人小組的成員可能橫跨中美日非，需要圍坐討論如何應對壹次虛擬的傳染病襲擊。
“就像不同類的物質組合在壹起，大家會有分歧乃至爭執，但是這個過程中，也會誕生很好的創造力。”壹位公共衛生管理專業的碩士畢業生說。
不過，對中國學生而言，也有人會感到微妙的不適。壹個正在哈佛交換的中國學生覺得在選擇助教上，有老師更傾向本土學生，“畢竟中國人不屬於哈佛的身份正確”。另壹個不適的場景是，經濟學課上，教授舉例都來自美國、歐洲，偶爾提起中國，還總跟在印度(专题)後面，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完善的代表，“當然中國確實是發展中國家，但還是會感到壹絲絲不適”。
對這所校園，特朗普去年底的當選就已經是壹種沉重打擊。哈佛教育學院應屆碩士畢業生溫可記得，那壹周校園氛圍都變得沉重，壹位老師臨時將課堂內容改成了“療愈”，讓大家坐在壹起分享感受。她的許多美國同學哭了，甚至覺得沒有辦法待在美國，未來肆年想出國乃至移民。
盡管只是到美國第壹年，但溫可“半只腳踏進了美國人的圈子”，她說美國同學們的日常聚會中，人們也總在聊政治。大家痛心“壹些過往的美好東西被肉眼可見地摧毀”，有人說起北加州(专题)的幼兒園老師在贰拾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第壹次見到小朋友們不是搭房子而是搭牆。
溫可自認屬於“溫和自由派”，也會參加討論，但很多時刻，她更像個看客，覺得太多討論最終都滑向抑郁消沉的氛圍，只是帶來現實的無力感。
即使同壹個校園，參加同樣的派對，人們的處境並不相同。國際生畢業後，想留在美國發展，要面臨多道現實的身份圍牆。先要申請OPT，壹種基於國際學生簽證的在美實習和工作許可，最長可以續到叁年。之後還要申請H1b工作簽證，這需要抽簽。再往後，才能想永久居住證綠卡的事。“很多美國人連OPT是什麼都不知道。”溫可說。
選擇留下還是離開，中國精英學生通常考慮很多因素：收入、工作氛圍、個人興趣、家庭因素、工作簽證等等。禁令出現後，有人發現自己的海外社交媒體，湧入許多詢問是否需要結婚綠卡的中介。不止壹位哈佛中國學生說，在不友好的政治環境中，身邊有原來搖擺的同學現在選擇了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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