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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大胆手挽江青合影 最终当了替罪羊
他竟大胆手挽江青合影 最终当了替罪羊他竟大胆手挽江青合影 最终当了替罪羊
看看当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是如何报道的：4月23日，再次发生了大批印尼军警包围中共驻印尼大使馆之事，中共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被武装劫持扣留八小时。4月24日，印尼政府宣布中共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换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姚登山和徐仁都被印尼驱逐出境了。作为报复行动，中共当局随即宣布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为“不受欢迎的人”。
4月30日，被驱逐的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因为他们的“战狼”行为，他们成为中共的香饽饽。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等中共高官，以及首都各界7千余人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拥抱了姚登山，彼时周将其视为陈毅的接班人。
老毛自然不会不知晓姚登山的大名。在其回来的第二天，正逢“五一”，天安门前举行大集会，毛等中共高官均出席。姚登山和徐仁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接见。在合影时，姚登山大概是脑袋发热，突然挽住了毛和江青的胳膊，一张令人惊诧的照片出炉了。
从照片上看，江青似乎并不反感，但老毛显得不太自然，面露不悦之情。不过，在镜头前，毛还是没有发作。第二天，照片刊登在中共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姚登山一夜红遍全中国，并成为“国家骄傲”。他和徐仁等人还被中共封为“红色外交战士”。不过，据说当时外交圈一个高层看到官媒上的这张照片后，只说了两个字：“完了！”
介入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
姚登山回国之际，正值文革刚爆发近一年，也是各机构夺权时期。最初，姚登山因为有许多社会活动，所以并未参加外交部内的运动。
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就陈毅的问题进行了短暂交谈，大意是陈毅应该接受批判。
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姚登山传达了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会场内响起了“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会后，与联络站对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同周恩来关于陈毅问题的指示不符，因为周并不想打倒陈毅，也下令不准喊“打倒陈毅”口号等，因此于当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在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很快在7日回复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也是《九评苏共》主要执笔人王力，将在当晚与姚登山和造反联络站代表面谈。会谈内容明确支持造反联络站，支持喊出“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要揪斗陈毅等。
由于当时中央文革权势熏天，王力的讲话让外交部高官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而老滑头、不愿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周恩来此时选择了沉默。整个8月，陈毅在大中小会议上一共被批斗了八次。8月11日，周恩来在见到姚登山时，态度如常，还让他回去参加造反联络站运动。姚登山就此以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态度一致，因此身体力行执行王力的指示，还去中央调查部、外语学院、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8月19日，北外造反派占领外交部，阻挠外交人员办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借机重组领导班子，姚登山、罗贵波等四人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还以外交部的名义对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外交混乱。联络站将名单上报给王力，王力却退了回来，让他们上报周恩来。周上报给毛，同意暂时由这四人主抓党委日常工作，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暂停工作做检查，但此事不得外传。不过，姚本人以自己工作不熟悉，又是当权派等理由，并未参加党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外交部造反派还冲击了苏联、印度、印尼、缅甸、蒙古等国驻华大使馆，最为严重的是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8月，中共驻港机构煽动亲共分子在香港武装暴动，杀人放火袭警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导致中英两国矛盾激化。港府勒令三家有左派背景的报刊停刊，并抓捕了部分记者。为此，中共外交部秉承周恩来的指示，于8月20日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并释放被关押人员。
8月22日，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围攻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临时代办处，谩骂殴打代办处工作人员，并强迫英国外交官向毛泽东像下跪。次日的《人民日报》“慷慨激昂”地报道了这次行动。
据英方人员回忆，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女性。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霍布森先生，他的脑部受重击后鲜血直流；此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时任外交领事的魏思敦爵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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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4月30日，被驱逐的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因为他们的“战狼”行为，他们成为中共的香饽饽。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等中共高官，以及首都各界7千余人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拥抱了姚登山，彼时周将其视为陈毅的接班人。
老毛自然不会不知晓姚登山的大名。在其回来的第二天，正逢“五一”，天安门前举行大集会，毛等中共高官均出席。姚登山和徐仁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接见。在合影时，姚登山大概是脑袋发热，突然挽住了毛和江青的胳膊，一张令人惊诧的照片出炉了。
从照片上看，江青似乎并不反感，但老毛显得不太自然，面露不悦之情。不过，在镜头前，毛还是没有发作。第二天，照片刊登在中共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姚登山一夜红遍全中国，并成为“国家骄傲”。他和徐仁等人还被中共封为“红色外交战士”。不过，据说当时外交圈一个高层看到官媒上的这张照片后，只说了两个字：“完了！”
介入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
姚登山回国之际，正值文革刚爆发近一年，也是各机构夺权时期。最初，姚登山因为有许多社会活动，所以并未参加外交部内的运动。
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就陈毅的问题进行了短暂交谈，大意是陈毅应该接受批判。
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姚登山传达了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会场内响起了“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会后，与联络站对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同周恩来关于陈毅问题的指示不符，因为周并不想打倒陈毅，也下令不准喊“打倒陈毅”口号等，因此于当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在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很快在7日回复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也是《九评苏共》主要执笔人王力，将在当晚与姚登山和造反联络站代表面谈。会谈内容明确支持造反联络站，支持喊出“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要揪斗陈毅等。
由于当时中央文革权势熏天，王力的讲话让外交部高官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而老滑头、不愿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周恩来此时选择了沉默。整个8月，陈毅在大中小会议上一共被批斗了八次。8月11日，周恩来在见到姚登山时，态度如常，还让他回去参加造反联络站运动。姚登山就此以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态度一致，因此身体力行执行王力的指示，还去中央调查部、外语学院、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8月19日，北外造反派占领外交部，阻挠外交人员办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借机重组领导班子，姚登山、罗贵波等四人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还以外交部的名义对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外交混乱。联络站将名单上报给王力，王力却退了回来，让他们上报周恩来。周上报给毛，同意暂时由这四人主抓党委日常工作，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暂停工作做检查，但此事不得外传。不过，姚本人以自己工作不熟悉，又是当权派等理由，并未参加党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外交部造反派还冲击了苏联、印度、印尼、缅甸、蒙古等国驻华大使馆，最为严重的是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8月，中共驻港机构煽动亲共分子在香港武装暴动，杀人放火袭警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导致中英两国矛盾激化。港府勒令三家有左派背景的报刊停刊，并抓捕了部分记者。为此，中共外交部秉承周恩来的指示，于8月20日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并释放被关押人员。
8月22日，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围攻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临时代办处，谩骂殴打代办处工作人员，并强迫英国外交官向毛泽东像下跪。次日的《人民日报》“慷慨激昂”地报道了这次行动。
据英方人员回忆，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女性。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霍布森先生，他的脑部受重击后鲜血直流；此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时任外交领事的魏思敦爵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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